用今天的白話來說就是：我們讀書人，大約失之于笨拙，既然如此就應該安于拙笨，而通過“勤”去彌補，以“慎”去擺脫，不應該賣弄技巧和聰明，如果這樣所產(chǎn)生的危害就更加嚴重。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立功”、“立德”、“立言”并臻的重要人物，在當時乃至后世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他從小志于學，一生勤于修，在做人、做事、做學問和建功業(yè)各方面都有重大建樹。他之所以能夠由一介書生而登侯秩，成為中國近代的近圣偉人，除了他認為“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的天命因素外，其人力因素可能要得益于他與眾不同的讀書之法。他在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家書中是這樣告諭兒子曾紀澤的：“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凑?，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jīng)》、《左傳》諸經(jīng)、《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mào)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zhàn)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磿缱酉闹?lsquo;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于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于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guī)模，過三十后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shù)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后此彌不肯為矣。”

　　曾國藩把讀書分為看、讀、寫、作四門功課來做，每一門功課都有其嚴格的要求和標準。如看書涉獵要廣，像兵家攻城略地一樣多多益善；讀書既要高聲朗誦讀出其雄偉之概，又要密詠恬吟領會其深遠之韻；寫字是讀書人的基本功，但每日要求作楷書一萬，如果加上磨墨鋪紙等功夫，僅這一門功課每日耗時就可想而知；至于作文，則要求詞賦詩文，不僅要一一試之，而且要有狂者進取之趣。曾國藩的看、讀、寫、作之法，雖然笨拙，但于勤奮中也不乏大智大勇的靈動。所以他在寫給友人宋滋久的信中說：“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自安于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用今天的白話來說就是：我們讀書人，大約失之于笨拙，既然如此就應該安于拙笨，而通過“勤”去彌補，以“慎”去擺脫，不應該賣弄技巧和聰明，如果這樣所產(chǎn)生的危害就更加嚴重。

　　曾國藩一生都是奉行這樣的讀書之法的，他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jīng)，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21歲中秀才，27歲中進士，29歲入翰林，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nèi)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他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寫給兒子紀澤、紀鴻的信中說：“人之氣質由于天生，本難改變，唯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他認為讀書不僅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而且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骨相，繼而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因此他在咸豐六年丙辰九月廿九夜字諭紀澤兒的信中告誡兒子：“唯學作圣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為圣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fā)，則入德之基也。”

　　曾國藩一生不僅恪守勤奮的學風，而且一生篤定明確的治學志向。他早年在《〈國朝先正事略〉序》一文中寫道：“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他后來在寫給李幼泉的信中說：“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為了明確矢志不移的治學志向，他甚至在一篇日記中發(fā)下毒誓：“不為圣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而他留下的《曾文正公家訓》，比美國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的勵志故事更加振奮人心。所以，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人生十論》的序言中寫道：“凡屬那些有關人生教訓的話，我總感到親切有味，時時盤旋在心中——待到中學大學去教書，許多學生問我讀書法，我總勸他們且看像《曾文正公家訓》和《論語》那一類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