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常將王學泰的“游民文化”研究與余英時的“士文化”、吳思的“潛規(guī)則”并列。

　　事實上，王學泰在新近的研究中已將“游民”改為“江湖人”。王學泰說，他有充分的理由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研究：

　　“第一，游民史很長，從先秦就開始有游民，但游民群體的形成是在宋代，我論述游民意識也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代才形成游民群體，跟政治現(xiàn)實、城市制度變化等一系列原因有關。我論述游民思想時，著眼于群體化了的游民思想，而游民的群體化是闖蕩江湖完成的，因此，宋代以后較為成熟、生存能力特強的游民不妨稱之為‘江湖人’。第二，游民所組成的‘江湖’首見于宋代，我所分析的一系列的游民意識與游民文化也是宋代的江湖藝人首次展布的。通過江湖藝人中說話人所演播的‘樸刀桿棒’‘發(fā)跡變泰’的故事，我們才知道，原來還有這么一套與主流社會大相徑庭的價值與思想。”

　　王學泰經(jīng)研究發(fā)現(xiàn)，“江湖”兩字合在一起，自先秦始?！肚f子》里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江湖指的是江河湖海。“張遠山整理和解讀《莊子》時說，莊子心目中的江湖有一種在野的反抗力量，我覺得是闡釋過度了，但是‘江湖’這個概念出現(xiàn)了，這是不容置疑的。”王學泰說，“作為在野人士長期聚居的地方，江湖從而成為‘在野’的象征，這也是在先秦時出現(xiàn)的。‘身在江海，心懷魏闕’，這里的‘江海’也就是江湖，江海江湖差不多。身在江湖，就是在野，心里頭還懷念著朝廷，魏闕指的是朝廷。后世遂用‘江湖’‘江海’‘湖海’指稱文人士大夫隱居的地方?！对狸枠怯洝防镏v士大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士大夫為什么要居住于江湖？江湖僻靜，沒有朝廷內(nèi)為名為利的紛爭，沒有那么多陰謀詭計，比較平和。他們厭倦了朝中的斗爭，或者覺得自己的理想沒法實現(xiàn)以后，就回到江湖之上。”

　　王學泰指出，江湖人是一種群體、一種社會。“宋代游民與前代游民不同，前代游民旋生旋滅，或是流浪到一塊尚未開墾土地去做小農(nóng)，或是在流浪生活中喪失生命。漢代的陳勝、吳廣也是游民，他們給人種地干活，沒有固定的職業(yè)，也沒看到他們的家、孩子、父母—當然也可能是歷史記載比較簡略，但那會兒的游民大多是以個體形式存在的。他們一度揭竿而起，擔負了反秦首義大任。宋代之后，城市發(fā)達了，游民逐漸以群體的方式出現(xiàn)。而且我說過，游民意識最初通過文字記載流傳下來的形式，就是通俗小說，這些通俗小說就是江湖藝人創(chuàng)作的。江湖藝人把游民意識、游民思想加以系統(tǒng)化并記載下來，書面化了。”

　　王學泰有時也用“底層人”稱呼游民，他認為這反映了一種實際的生活：在中國社會淪入社會底層之后，闖蕩江湖成為首選：“我覺得不管用江湖人也好，用底層人也好，用游民也好，只要生活在中國社會之中，都會對這一階層有所了解、有所理解，關鍵是用一個什么恰切的概念來指稱。有的游民生活非常好，他們并不一定就在底層。”

　　意難平時讀武俠

　　時代周報：你看武俠小說多嗎？

　　王學泰：初中的時候看得多。我在北京師大附中上學，就在和平門大街上，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上課那地兒再靠南一點就是琉璃廠，二百米都不到。琉璃廠有各種書店，其中就有租賃武俠小說的。我一般租好幾本武俠小說，看半天，一分錢一本?？戳藘赡辏孟癯跞筒惶矚g看了，喜歡看詩詞了。上高中時興趣又變了，老跑北京圖書館。

　　時代周報：從《水滸傳》到金庸，中國武俠小說為什么會長久不衰，一直有很龐大的讀者群？

　　王學泰：中國人心里其實很多地方不健康，缺少獨立自主的精神。中國人為什么老好抱團呢？我經(jīng)常說，抱團兒是為了內(nèi)斗，而且在內(nèi)斗的時候，國人往往要給自己一個正義的名頭，比如“為了某某某”—以突出自己斗爭的公義性。

　　《水滸傳》、武俠小說等，都是教人怎么進行內(nèi)斗的。

　　用階級斗爭的理論分析，《水滸傳》里的豪強地主壓迫了梁山好漢沒有？沒有。大都是某個偶然的事故造成了兩方的敵對，雙方由此大開殺戒，比如三打祝家莊。說是祝家莊要踏平水泊梁山，擒拿晁蓋，敢與梁山為敵，因而必須消滅之。其實祝家莊并沒有起兵替朝廷討伐梁山，他們之所以打出與梁山作對的旗幟，無非是想借以控制本莊的老百姓，把本村的百姓軍事化，從而乖乖地接受祝家老太爺?shù)慕y(tǒng)治與盤剝。這些，梁山人心知肚明。而他們之所以打祝家莊，也無非是看上了祝家莊的財富和糧食。

　　非法的江湖人是不事生產(chǎn)的，他們獲取財富的方式，文是坑蒙拐騙，武是打劫搶掠。合法的江湖人也不事生產(chǎn)，他們博取衣食的方法是服務業(yè)，比如算命、說書等。

　　江湖是非主流的，它寄生在主流社會之上。像《水滸傳》這種打打殺殺、怎么處心積慮把對方弄倒的故事，能夠激發(fā)人們很大的興趣，這就跟武俠小說似的。武俠小說也是打打殺殺，也是教人用什么招數(shù)，用計策也好，用智力也好，用暴力也好，或者是在智術、暴力之上再覆一層正義感等，讀者看了“于我心有戚戚焉”。實際上，人性隱秘的深處都有一種非法獲取的沖動。

　　當然，如果生活在一個特別和平、特別心靜的環(huán)境里，在社會比較和諧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還喜歡讀《水滸傳》和武俠小說這一類東西，我弄不太清楚，但是我覺得人們在心中有所沖動的時候，有點意難平的時候，再讀到這些書，興趣會增大，也會呼喚像宋江那種人物。

　　宋江所包含的社會內(nèi)容，實則遠遠超越了《水滸傳》中所寫的宋江。傳統(tǒng)社會里對宋江的評價極高，叫他“宋大哥”。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總希望多一些宋大哥。宋大哥是民間社會的領袖人物，而大哥就是江湖領袖。

　　成龍就說過，大哥并不一定是歲數(shù)大，比我歲數(shù)大的也管我叫大哥，董特首都管我叫大哥。成龍是演藝圈的老大，是江湖人的頭，所以人們管他叫大哥，他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這一點。

　　《水滸傳》包含不同的時代精神

　　時代周報：馬幼垣先生研究《水滸傳》，你有沒有留意過？

　　王學泰：我知道這個人，他的書我也看過。他比較注重版本的研究。這的確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國的小說都存在這個問題，因為過去對小說不重視，中國的四大名著，其形成過程都不是很清晰的，版本研究就是弄清作者的寫作目的。我出過一本書叫《水滸·江湖》，也采納了他的一些意見。他原來是研究海軍史的，挺博學的一個人。

　　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水滸傳》是明代寫定的，但這個故事原型在南宋初年就有了：先是在瓦子中的說書場里演說、后來大約也有簡單的文字記載出現(xiàn)。在北方，金元兩代的江湖藝人也通過曲藝（如“諸宮調(diào)”）和雜劇等形式，演繹宋江及其團伙的故事。到了明代，底層文人把前代流傳的宋江及其團伙的故事加以綜合，寫成《水滸傳》。南宋、金元雖然都演繹宋江的故事，但其主旨有很大不同，或者各有其不同的時代精神。

　　比如“忠義”這個主題，主要是反映南宋宋江的故事。忠義是南宋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是南宋賴以存在精神支柱。面臨北方那么強大、那么彪悍的金人，南方的文士是軟弱的，每天面臨亡國的危險，正是忠義把南方統(tǒng)治階級與民眾聯(lián)合在一起，增加了社會的凝聚力，使得南宋的半壁江山支持了一百多年。

　　盡管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不過是北宋末年活躍在北方的一個搶劫集團的傳奇，反映了江湖豪客的冒險生涯，但南宋的說書藝人把它與忠義嫁接起來、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認可，受到了歡迎、稱道，甚至被尊為“盜之圣者”。

　　到了元代，水滸雜劇就不見了“忠義”。因為在異族統(tǒng)治下，民眾不認同“忠義”。元代水滸戲強調(diào)的是“替天行道”，所謂的“替天行道”很簡單，就是平反冤假錯案。流傳至今的水滸戲能確定是元代作品的，有六出，幾乎都跟平凡冤假錯案有關系，都是梁山泊好漢下山，遇到被官府冤屈的人，梁山好漢為他們排憂解難，申冤報仇。元代不僅有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社會問題，而且長期沒有法律，吏治腐敗。許多衙門的第一把手（如達魯花赤）是不認漢字的蒙古人或色目人。他們糊涂顢頇、唯利是圖，老百姓稱之“有日無天”。于是，梁山好漢為他們伸張正義，替天行道。“替天行道”這個詞在南宋留存的宋江故事中沒有出現(xiàn)過。

　　宗法社會形成畸形人格

　　時代周報：江湖人的出現(xiàn)有什么文化土壤？

　　王學泰：江湖人就是脫離了主流社會之后、沒有一定歸屬的人。孟子說“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反過來說就是無恒產(chǎn)者無恒心，無恒心就成江湖人。

　　江湖本身是在集權(quán)社會的控制能力逐漸衰減之后產(chǎn)生的。在皇權(quán)專制統(tǒng)治嚴酷、宗法社會完整時，沒有江湖。皇權(quán)專制的控制力松懈、宗法網(wǎng)絡的日漸解體，游民遂由主流社會析出，游民多了、在謀生的活動與奮斗中除了被淘汰的，其他的日漸成熟，成為江湖人。江湖就是江湖人活動與奮斗的地方。

　　江湖人本身自隔于主流社會，主流社會也不認同他們。江湖人與主流社會的人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大多不同，有不同的價值觀。

　　我們常說的“市場經(jīng)濟”，其實只是人們正常交往的方式。人的交往方式只能有兩種，一種是市場方式：我想要你的東西，就用我的東西和你交換，這是文明的方式；另一種是叢林方式，就是去搶，這是野蠻方式。

　　江湖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就信仰這種野蠻方式，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比如要做梁山好漢，就必須去做一單買賣，搶一筆財富、殺一個人，叫做“投名狀”。有時，江湖人也會為這種搶劫設計一個“正義的理由”，用以消除自己的心理障礙（這種障礙是受主流社會浸染形成的），同時方便邀集同伙，比如智取生辰綱中的“不義之財，取之無礙”。

　　時代周報：你研究江湖文化，有沒有去看看美國的西部牛仔片、槍戰(zhàn)片？美國牛仔文化有沒有和中國江湖文化相通的地方？

　　王學泰：中國之所以形成江湖這樣的群體，除了有游民之外，還因為中國是宗法社會。中國宗法社會的人性格不成熟，個性萎縮，才會造成向主流社會抗爭的精神不夠。西方很多人是面對上帝的，沒有宗法社會這一環(huán)節(jié)，他們的個性發(fā)展比中國人健康。中國人常常個性發(fā)展不健康，用孔子的話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就是不完整、不成熟的人格，是在長期宗法制度下形成的。我們過度地注重團體生活，作為動物的自主能力就萎縮了。

　　時代周報：說到中國人的人性，似乎很多東西長期以來都沒有太大變化。

　　王學泰：對，底層人面臨經(jīng)濟問題、社會困境，最高層主政者也面臨許多現(xiàn)實層面與操作層面的問題。人們總結(jié)過往與中外，都想采取最優(yōu)，所謂結(jié)合各種社會形態(tài)的優(yōu)點，其實哪有那么好的事？最后的結(jié)局往往是結(jié)合了的都是缺點。

　　陳寅恪早就說過，南北朝的時候，老想結(jié)合華夷兩族的優(yōu)點，結(jié)果最后結(jié)合的都是兩族的缺點。

　　最近三十多年中國發(fā)展很快，我們都是跟著走過來的，誰不知道其中的奧秘？中國人窮怕了，沒飯吃餓怕了，三十年的極左政策把中國的人手腳都捆起來了，弄得經(jīng)濟凋敝、沒吃沒喝，突然一“松綁”，許可老百姓自己找飯吃、找錢賺了，一下子，幾億中國人在掙錢找飯吃的道路上“迅跑”。這樣所迸發(fā)出的生產(chǎn)力是不可估量的。這種過快的發(fā)展有些畸形、不太正常，是餓了很久的那批人突然爆發(fā)出來的，

　　現(xiàn)在這批人已經(jīng)燈枯油盡了。下一代的中國人，或者說作為獨生子女一代的中國會如何發(fā)展，很難說。

　　時代周報：如何才能從歷史研究中得到正確的經(jīng)驗？

　　王學泰：人其實很難正確接受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特別是主政者，很難。比如，遇到問題，疏導比堵塞好，這簡單的道理誰都懂，但是為什么事情來了還是堵呢？誰也不去疏導呢？因為疏導不是一天兩天的功夫，要十年八年才能見效，現(xiàn)在等不及。而堵馬上就見效，一鍬土，水馬上就不流了。

　　我們處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處理好短淺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問題。短淺利益是底層社會和最高層社會很難擺脫的噩夢。底層社會的人們沒錢，吃了早飯還不知道晚飯到哪里去吃。對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人，要他設計遠大理想就不實際；主政者也是如此，他們往往擺脫不了眼前問題的影響，因為他們面臨的永遠都是極其現(xiàn)實的問題，要當下解決，甚至認為這些問題弄不好會危及全局，所以必須先解決。誰都很少說長遠利益，一說長遠利益就讓人覺得迂闊。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但知識人為什么能想到比較長遠的利益呢？第一，他有飯吃，吃飯不太發(fā)愁；第二，實際操作參與得少；第三，如果不攪在具體利益中，會比較超脫；第四，多讀了些書，比較理性。但知識人一旦強調(diào)長遠利益，往往會受到底層的嫉恨和上層的打壓，兩頭不討好。

　　實際上，長遠利益和短淺利益，再說得通俗點，就是繁殖和生存的矛盾。生存就是短淺利益，繁殖就是長遠利益。螳螂交配之后，母的就把公的吃了，增加營養(yǎng)，再生產(chǎn)第二代，這就是通過殺死丈夫來構(gòu)筑長遠利益，是大自然設計好的。唯有人類是自我選擇，選擇長遠利益還是短淺利益？雖然大家都說應該選擇長遠利益，但最后往往都會選擇短淺利益。因此歷史上的悲劇一個接著一個。正像杜牧所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