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走不出學校，不是他們?nèi)狈Σ拍?、勇氣或政治態(tài)度；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公共話語；結(jié)果，他們的寫作就缺少對公眾的影響。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對于更龐大的公眾來說，他們是看不見的。

　　一、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哪里

　　這樣的詰問和驚嘆是否有些聳人聽聞呢？事實就是如此！其實不僅在美國，即便是在中國，其答案都是驚人的一致。

　　作為一個觀察家，拉塞爾·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文前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援引了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斯特恩斯的名言：“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哪里？”這個80年前的詰問一直回響在全世界知識分子活動的空間和時間的節(jié)點上，每每在世界進入到一個個重大突發(fā)事件時，我們都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不同嘴臉的知識分子的復(fù)雜表現(xiàn)。如果說這一跨世紀的詰問在80年前的中國尚毫無影響的話（因為那時候的中國，其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還沒有真正誕生），那么，在今日的中國愈來愈趨同國際化，當跨文化的影響愈來愈滲透于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時候，這樣的詰問似乎更有其普遍的意義。我們提倡“在場”，而在許許多多重大的社會公共事件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缺場”的。鑒于此，我們不妨閱讀一下拉塞爾·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識分子》這本書，或許它能夠給我們些許猛醒和啟迪。

　　其實，知識分子在各國的情形都是大同小異的，只不過是其發(fā)生的時間有所不同，對于這些美國式的知識分子在公共領(lǐng)域內(nèi)的“缺場”，作者顯然是持極其憤懣態(tài)度的，他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慨嘆與抨擊是犀利的，究其原因：“政治現(xiàn)實不容忽視，但更深的思潮——社會的和經(jīng)濟的——也影響著知識分子。”“媒體幾乎不可能做一個客觀中立的旁觀者；它一向趨附于金錢、權(quán)力或戲劇性事件，而對無聲的才華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無動于衷……它顯現(xiàn)出來的只有市場的力量。”【1】針對這樣一種后現(xiàn)代消費社會的現(xiàn)實狀況，雅各比提出的核心理念是：知識分子只有進入公眾領(lǐng)域，保持社會良知，對于重大公共事件進行無情的文化批判，方才能造就一代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我以為，其公共知識分子和批判知識分子應(yīng)該是同義詞，因為作者在解釋知識分子一詞來源時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了，而不是像有些文章中，故意將這個名詞玄虛化。

　　寫到這里，我就想到了前一陣在中國電視媒體里流行的所謂相親節(jié)目所創(chuàng)造的破世界紀錄的收視率，《非誠勿擾》作為一種典型的消費文化產(chǎn)品，節(jié)目的終極效果卻是在出賣人類自中世紀以來形成的共通普世價值的人格與精神，我曾經(jīng)在一次博士生的研討課上感言，盡管這樣的產(chǎn)品做得技術(shù)含量較高，也有一定的文化內(nèi)涵，但問題的關(guān)鍵是，它們?nèi)鄙俚氖呛愣ǖ?、正確的價值立場，缺少一個掌舵的“在場”知識分子，也許這就是編導者刻意為之，為呈現(xiàn)出一種“多元價值”倫理判斷，而故意模糊的價值立場，以賺取更多商業(yè)性的收視率。一個沒有“社會的良知”統(tǒng)攝的娛樂節(jié)目，將爆發(fā)出的爭論作為賣點，這不能不說是策劃者的一個商業(yè)高招。本來，那個主持新聞節(jié)目的男主持人，以往一貫是以敢說敢言的“社會良知”代言人形象名世的，他完全可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形象出場的，而今卻壓抑著自己的價值立場和觀點，不怕苦不怕累地抹掉了自己所要表達的真實理念和心聲，戴上了“人格面具”，遮蔽了自己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tài)，從而服膺于消費文化的需求，這真的是難為了這個主持人，可見這個無形的，也是無情的“市場之手”的威力之巨大，這就是消費時代金錢和物質(zhì)戰(zhàn)勝倫理和精神的典型范例。更有甚者，另一個電視臺干脆就把那個代表正義之聲的嘉賓給淘汰掉，換上一個港臺的所謂戀愛心理學家，把節(jié)目引向更低俗的層面，以求獲得更多的收視率。嗚呼哀哉！沒有想到一個尚未完全脫離封建農(nóng)耕文明的社會，竟然在消費文化的負效應(yīng)上比那些已經(jīng)進入后現(xiàn)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具有突進性。這是為什么？無疑，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死亡速度要比任何國家都要來得迅猛異常！不求良知，但求速死。當下的中國知識分子正處于一種“文化休克”的狀態(tài)，這是中國人文知識界的現(xiàn)實狀況，他們在拜物教的現(xiàn)實世界里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有這些對后資本主義的批判還不是我最關(guān)心的問題，我更加關(guān)注的問題的就是對西方“學院派”的反思與批判。雅各比對知識分子十分嚴厲的態(tài)度是發(fā)人深省的，從中，我們似乎也能看到中國學院派知識分子林林總總的面影：“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業(yè)卑躬屈膝”“因為心浮氣躁，他們對所寫的東西并不精打細磨。學院派知識分子不珍視深入淺出或文筆優(yōu)美的寫作，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對此不屑一顧，而是這幾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數(shù)學術(shù)文獻包含論點和成果綜述；出版發(fā)表比怎么寫重要得多。這些迫切的要求不斷地決定著教授們?nèi)绾稳ラ喿x，如何去寫作；他們注重的是本質(zhì)而不是形式。那種已變得不堪卒讀的公報式的學術(shù)論著，通過感謝同行和知名人士來加以粉飾。當然，晦澀的學術(shù)論文寫作已經(jīng)不是新鮮事了；問題是它發(fā)展到了怎樣的程度。”客觀上來說，是這個體制徹底地制約了知識分子，但是，就沒有知識分子主觀上所形成的精神痼疾嗎？這也是雅各比也應(yīng)該反思的問題。當然，我們認可體制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判斷，是它們把知識分子的精神給閹割了，它不再是用顯性的封建倫理與強權(quán)來奴化你，而是用能夠使你上癮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冰毒”去主動消褪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讓他們自我選擇精神自戕和精神陽痿，似乎已經(jīng)成為全球性的知識分子通病。更可悲的是，他們心甘情愿地沉湎于那種體面和舒適的狀態(tài)中，沉湎在精神“冰毒”所制造的幻境之中不能自拔。

　　“他們走不出學校，不是他們?nèi)狈Σ拍?、勇氣或政治態(tài)度；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公共話語；結(jié)果，他們的寫作就缺少對公眾的影響。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對于更龐大的公眾來說，他們是看不見的。消逝的知識分子就消逝在大學里。”

　　學位論文是獲得一個重要學術(shù)地位、過上知識分子生活的資格證書；即使不進行

　　調(diào)研寫作，為了獲得這張證書，也得多少年緊張地耗盡心力。對于很多年輕知識分

　　子來說，學位論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們?nèi)松妮^量。

　　當論文完成時，它便不容忽視，論文成為他們的一部分。研究風格、專業(yè)術(shù)語、對特定“學科”的認識，以及自己在學科中的位置：這些標明了他們的心智。還有：完成的論文要由自己的博士導師和專家委員會評定，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長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這就形成了一個他們不得不服從的密集的關(guān)系網(wǎng)——一種服從——這同他們的人生及未來的事業(yè)緊密關(guān)聯(lián)。即使他們希望——而通常他們是不希望——年輕的知識分子也不能把自己從這種經(jīng)歷中解放出來了。

　　這是雅各比描述的美國60年代后的大學里的知識分子情形，這儼然也成為了新世紀以來中國大學里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針對中國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種種行狀，包括自我的反躬叩問，我以為大學里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喪失了對社會的正確價值觀念的引導，在許許多多重大事件中“缺場”，造成大眾對重大事件缺乏提供一種有批判深度的價值參照；即使“不缺場”，也只能是作一些趨炎附勢的、期期艾艾的、閃爍其詞的、語焉不詳?shù)陌l(fā)言，絕少有那種犀利的批判鋒芒文章和言論出現(xiàn)。與美國不一樣的是，中國大學里被體制和文化豢養(yǎng)的一群知識分子就連僅存的一點烏托邦的精神也被自我閹割了。所以，你就別指望他們會喊出連封建遺老還能吼上一嗓子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的豪言壯語，他們只能像阿Q臨刑前那樣憋屈到死，就連堂·吉訶德那樣與風車作戰(zhàn)的勇氣和浪漫精神都喪失殆盡。

　　反躬五四，我們沒有締造一群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公共知識分子，所以，我們也沒有理由為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申請一個“社會良知代言人”的身份證。嗚呼，這是一個沒有知識分子的悲劇時代，或者說是有“知識”而無“分子”的時代，是“知識”與大寫的“人”分離的時代！

　　雅各比似乎更崇尚美國“垮了的一代”的波西米亞精神，而對知識分子的那種趨于保守的文化姿態(tài)提出了質(zhì)疑：“在這樣的關(guān)鍵時刻，尖銳的反對意見聽不到了，知識分子都擁有一種‘新的、保守的紳士氣派’。他們不是指責平庸和沒有思想，而是欣賞他們新的社會地位；不是充當‘社會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榮和正在發(fā)展的文化混為一談。”他崇尚米爾斯那樣的知識分子，用其論敵霍夫斯塔特對米爾斯的評判是最有說服力的：“勇敢地試圖在這危險和自滿的時代以一種明顯的反叛的立場面對社會的重大問題，一個美國大學教師所持的這種觀點本身就是值得注意和尊重的。”所以，作者才毫不掩飾地說米爾斯是“一個揭丑的人、一個道德主義者、一個紐約知識分子生活的局外人。”以此去譴責“那些為了薪水和地位出賣倫理和想象力的知識分子。”正因為此，大學里的“知識分子喪失意志，甚至喪失思想。”也就不可能“助長獨立的精神，就更不必說創(chuàng)造出什么獨立的思想了。”捫心自問，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多少是甘愿做一個有良知的、具有批判力的“局外人”呢？！

　　更加困難的是對知識分子的界定，丹尼爾·貝爾，以及艾爾文·古德納等學者的“新階級”說，并不能囊括對今天知識分子的界定，因為世界的變化之快也是作者和幾十年前的理論大師都始料不及的，但是按照作者的邏輯理念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其基本的價值觀點與立場：“俄語中‘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這個術(shù)語，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有了，后來漸漸地傳入了英語，或至少成為英語中‘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個詞意義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為俄國革命鋪路是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被界定為‘與政府疏離并和政府敵對’。”這些對資本主義世界進行了仔細解剖的學者們對美國60年代以降的知識分子有著不同的看法，用一位諷刺小說批評家的尖刻語言來描述他們的畫像是：“過去，如果你想讓人們嘲笑教授，你得把他們描寫成凸眼的知識分子，如此地偏離現(xiàn)實世界，穿著不合腳的鞋子，并說著一些讓人聽不懂的廢話。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經(jīng)被一群舉止文雅的人所替代……新一代帶有喜劇色彩的教授，不再從紛繁的現(xiàn)實世界隱退，而是過多地投身于這個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筆錢，開著賽車，貪求授予各種職位，并為得到愛、奢華和名譽而奔赴一個又一個的會議。”也許，以此來形容中國的知識分子可能過于尖刻，但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也的的確確充斥在我們廣大的校園之中，就踱步在大學那些行走思考的林蔭小徑之中。

　　我十分同意拉塞爾·雅各比對美國知識分子的研判，他認為：“準確地說：在過去的五十年里，知識分子的習性、行為方式和語匯都有所改變。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聽眾了：他們幾乎一無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專題討論和專業(yè)性期刊就是他們的媒體。不像過去的知識分子面對公眾，現(xiàn)在，他們置身于某些學科領(lǐng)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們的工作、晉升以及薪水都依賴于專家們的評估，這種依賴對他們談?wù)摰恼n題和使用的語言毫無疑問要產(chǎn)生相當?shù)挠绊憽?rdquo;正因為中國近幾十年來也是過多地采取和吸納了美國式的教育體制，同樣的問題和弊病當然會同樣出現(xiàn)在我們的校園文化之中啦。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們始終在被課題、項目、成果、評估、評審、檢查、職稱、學科等毫無生氣的規(guī)定性程序纏繞，其疲憊和僵化了的軀體被牢牢地釘在了學術(shù)的十字架上而不能自拔，殊不知，這種殉難是以犧牲人文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為前提和代價的。我們沒有能力去扭轉(zhuǎn)這樣的悲劇發(fā)生，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

　　但是，也有樂觀的學者，比如哈羅德·羅森伯格在其《正在消失的知識分子》一文中就“并不擔憂知識分子會失蹤；他相信知識分子表現(xiàn)為各種各樣的姿態(tài)和假象，并且他們常常在被當作歷史的垃圾后又重新亮相。知識分子躲避這各種分類，他們避開了對他們即將死亡的各種預(yù)測。”這樣的評價適合中國的實情嗎？我卻以為這是盲目的樂觀主義。倘若中國有這樣大量的隱形的公共知識分子存在，中國社會的獨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秩序離我們還會遙遠嗎？我寄希望這是一條真理，而不再是烏托邦式的幻覺，但是這有可能嗎？

　　二、知識分子消逝與否是世界性難題

　　此書更使我感興趣的是第五章和第六章對美國“校園新左派”的分析。盡管作者的價值觀點有時很游移，但是，我卻從中領(lǐng)悟到了許多不可多得的經(jīng)驗性理論真諦，尤其是對歐美“新左派”與中國“新左派”的混淆和誤植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認知。

　　90年代以降，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匆匆忙忙移植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和法國的“新左派”理論資源，在中國這塊“三合一”（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并置于同一時空下的文化語境）的政治土壤上“嫁接”起了新左理論果實，殊不知，由于整個文化背景的反差，有的甚至是倒置，致使這樣的“嫁接”成為一種十分滑稽的政治文化表演。

　　我以為，拉塞爾·雅各比們對什么是公共知識分子，什么是他們所要創(chuàng)建的“左派”是很明確的，因為公共知識分子是永遠站在強權(quán)反面的“牛虻”，因此，他激賞米爾斯那樣的對資本主義文化和蘇聯(lián)式的強權(quán)進行無情批判的“左派”姿態(tài)：“對米爾斯來說，這個‘我們’指的是知識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詳述了知識分子的任務(wù)和影響。他追溯了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喚醒沉睡的知識分子；他自己也試圖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米爾斯看來，知識分子組成了新左派。‘我們不能通過放棄我們作為知識分子的職能，成為工人階級的鼓動者或機器式的政治家來創(chuàng)建左派。’他直言，我們必須做知識分子，必須做‘公共人’。”在這里，雅各比引述了米爾斯具有涇渭分明立場的宣言，他是把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和空想共產(chǎn)主義的制度和文化弊端的，可見，其“新左派”的立場與中國國內(nèi)“新左派”一味宣揚“文革”式的強權(quán)理論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

　　也許我們對“西馬”的認識只停留在理論的表層結(jié)構(gòu)上，缺乏那種對其終極性價值立場的本質(zhì)認知，形成的許多誤讀和曲解就在于我們不能像米爾斯和雅各比那樣去區(qū)分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誰是60年代的知識分子？也許他們大多數(shù)不是美國人：讓-保羅·薩特、阿爾伯特·加繆、弗朗茲·法儂、赫伯特·馬爾庫斯、艾薩克·多伊徹、威爾海姆·賴希。學生們不必領(lǐng)會，甚至不必閱讀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或馬爾庫斯的《單面人》，但是，這些人和他們的著作洋溢著和美國自由主義決裂的抗議、革命精神和道德熱情。當艾薩克·多伊徹與1965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院教師大會上發(fā)言時，這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受到了1.2萬名聽眾的起立歡呼。這并不能說明聽眾已經(jīng)鉆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論托洛茨基主義的著作；而是說明多伊徹表現(xiàn)為一個介入型的知識分子，對美國（和蘇聯(lián)）的官方思想發(fā)起了挑戰(zhàn)。”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少迷戀薩特而并沒有讀過其著作的“新左派”，但是，我知道中國有很多像美國60年代那樣“不必領(lǐng)會”薩特而去迷戀薩特只言片語理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這種盲從導致了他們對“新左派”理論的錯誤嫁接，從本質(zhì)上來說，這樣混淆是非的錯誤將給中國的文化理論帶來的是一種更加致命的打擊和顛覆。

　　即便是對美國式的“新左派”，雅各比也是抱著十分警惕的態(tài)度：“最近25年，人們感到極大驚訝的事不僅是新左派教授的出現(xiàn)，而且是他們德行的喪失。最終入侵大學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識分子，而是那些滿腦子裝著學術(shù)話語、觀念，并全神貫注于這些話語、觀念的青年左派知識分子。”與其說這種景象的描述是針對美國的學界，還不如說是對當今中國學界“新左派”情形的準確凝練的概括。君不見中國的“新左派”們在移植西方觀念的同時，注入和篡改的那些觀點是艱澀難懂，甚至是用封建法西斯式的文革專制詞語來裝神弄鬼、瘋言亂語嗎。而它又恰恰成為當前“繼續(xù)革命”的“新左派”們博取青年學生盲目青睞和歡呼的理論資源。我知道我寫了這些真實的體驗后，會招致有些人的狂吠，我等待“狗又咬起來了”的時刻，但是我并不懼怕什么，因為我要說出那個“皇帝新裝”的真相。

　　和國外的“新左派”一樣，中國的“新左派”也是在詞語方面繞圈子，正如雅各比批評杰姆遜對于城市理論的闡釋那樣：“問題不只在于杰姆遜的過剩術(shù)語，而在于術(shù)語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確，對于杰姆遜來說，這只是一種轉(zhuǎn)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與文學有關(guān)。然而，他的作品卻是新馬克思主義學術(shù)失敗的例證。”對于中國的“新左派”來說，他們在移植西方“新左派”的理論時，就被其千頭萬緒的術(shù)語所纏繞，根本就難以廓清其本質(zhì)原意，于是在誤讀的基礎(chǔ)上再行篡改和二次纏繞糾結(jié)，于是，其說出來的理論已經(jīng)是一種不可理喻的話語系統(tǒng)了。

　　我十分理解，也十分欣賞拉塞爾·雅各比對這種現(xiàn)象的總結(jié)，雖然他是借用了別人的批評：“查爾斯·紐曼對教授們沉迷于批評理論這種現(xiàn)象進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說：‘理論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可以無限使用的通貨，成了通貨膨脹最終的界限。’換句話說，隨著文學的萎縮，文學理論卻不斷擴張。馬克思提出的讓人迷信的理論轉(zhuǎn)變成其反面，成了對理論的迷信。”最后這句話太精彩了，他道出了學院派的知識分子走向末路的癥結(jié)所在——不僅是觀念上的走火入魔，同時也是也是方法論上走向窮途的表征。嗚呼！馬克思主義的真經(jīng)活生生地被一群歪嘴和尚給糟蹋啦。

　　知識分子消逝了嗎？這儼然是個世界性的難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也是知識分子生存的法則和真諦。知識分子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如此，“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關(guān)心，而是富裕威脅著知識分子。在約翰·W·奧爾德里奇看來，美國的知識分子從共產(chǎn)主義和歐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來，屈從于‘金錢、地位、安穩(wěn)和權(quán)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談道：‘從經(jīng)濟方面來看，知識分子吃得比過去好了，住得也比過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縱容并得到滿足了。’”如果說這是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的話，那么，無疑，這樣的狀況今天已經(jīng)輪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了。

　　面對這樣的文化語境，我們不是要尋覓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是需要給行將消逝的中國知識分子打上一劑強心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