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開放是起點，師資開放是關鍵，雙向、平等、全面開放是目標，價值開放是最高境界，學術自由是保障，開放的微觀體現是人際的包容

　　財新《中國改革》特約作者   儲朝暉

　　最近媒體報道，出國參加“洋高考”的學生出現井噴勢頭，這無疑從一個方面折射出中國大學的困境。

　　中國大學并不像一些人想當然認為的那樣，形勢一派大好，而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從內部而言，大學的職稱繼續(xù)貶值，行政職位繼續(xù)升值；大學外部的認同問題更為嚴重，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對內地大學失去信任，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開始通過移民，為子女創(chuàng)造接受海外教育的機會，不能移民的，正在通過“洋高考”接受海外教育。

　　可以說，中國大學在國際大學的競爭中，日漸被邊緣化。導致此種困境的原因，一是大學價值迷失，二是適合真理探索和人才成長的大學制度未能建立。在筆者看來，大學走出困境的現實路徑是要從“心”開放，依據大學的邏輯管理大學，讓學人成為大學真正的主人。

　　中國高等教育正在自我邊緣化

　　事實上，中國的大學從1950年后開始脫離世界大學的主流，“文革”期間處于低谷。1981年后，隨著思想解放，中國大學開始向正途回歸。1985年在《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促動下，一些大學對管理體制實施了一些變革，中國大學進入一個相對良性發(fā)展階段。

　　但是，這個過程后來被中斷了。1991年以后，大學的行政化問題日益加重，更多地將大學定位為官僚機構或文憑工廠。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門找到一種新模式，即以工程、項目、課題的方式管理大學。這種管理表面看來很有效率，但實際上，由于權柄直接操在行政部門（學校內部的行政部門或政府行政機關）手里，對大學構成嚴重損傷。

　　在1999年大擴招后，中國大學長期以外延發(fā)展、規(guī)模擴大掩蓋了體制與內涵的問題。原有的大學內部的體制性問題不僅未能得到解決，還在“體大膘肥”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加深了，越來越難以醫(yī)治了。

　　2008年，不少人將解決問題的期望寄托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上。但是，《綱要》雖然也提出了“去行政化”的問題，卻沒有闡明大學“行政化”的真實根源，自然也缺乏解決這一問題的切實可行的辦法。之后，一些高校遞交了改革試點的方案，但一年多來的實踐表明，除了復旦等少數大學有些舉措外，這些改革大多僅僅是“書面改革”，甚而“報告旅行”、“文字游戲”，而切實推進改革的南方科技大學卻一再遇到阻礙。簡言之，中國高等教育在全人類高等教育中正處在自我邊緣化過程之中。

　　我們看到，在各種活動中，即便是處長、科長，也位列教授之前；教授爭奪各類行政職銜依然成風，師生們更在意誰是什么“長”什么“主任”什么“書記”，而無心真正做學問，“裸教授”只能受到鄙夷。這股與大學價值相悖的風氣使大學內部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對大學的認同，而將大學當作一個爭權奪利的另類官場或商場。這導致了一系列怪現象：真?zhèn)坞y辨，公信力下降；錢權橫行，能拿到科研經費的人比踏踏實實做研究的人更吃香；虛實不分，認真教學、專心科研的教師比不上頭頂各種名譽的人；批判無力，老師都不能批評學生，也不能互相批評，更不能批評領導。

　　來自大學外部的認同問題更為嚴重。據教育部統(tǒng)計，從2007年到2010年四年間，出國留學人數從14萬多增加到28萬多。又據國際教育協(xié)會和美國國務院教育及文化局聯合發(fā)布的報告數據，中國每學年被美國大學本科錄取的學生由2006學年度到2007學年度的9988人，增加到2010學年度至2011學年度的56976人，翻了超過兩番；本科生在中國赴美學生中的比例也從14.7%增加到36.2%。加上赴香港及境外其他國家上大學的學生數，相當于當年恢復高考時所有能考上大學的學生現在都出國了。這一現實表明，《綱要》頒布后，出國留學的趨勢不但沒有減緩反而迅速加劇，那些有見識或有一定財力的人顯然對當前的大學改革已經失去信心。

　　大學的外部認同困境還包括，一些已經進入“985高校”的學生開始退學去考境外高校；一些已經進入北大、清華等高校的學生，僅僅以這些高校作為跳板，以能遠走境外高校。

　　由于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和國家的發(fā)展息息相關，大學質量關涉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和安危。生源是高質量教育的首要決定因素，優(yōu)秀生源大量流失，且愈演愈烈，必然影響中國大學質量。如前文所說，中國大學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是，最大的危險還在于，目前太多的人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

　　讓大學回歸真理追求

　　上述情況表明，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狀況較之2005年10月所謂“錢學森之問”發(fā)出時，不僅未見好轉，反而更加惡化了。在怎樣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上并未真正形成明確的共識，眾多中國大學依然處在迷茫狀態(tài)。

　　造成當前中國大學困境加劇的基本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對大學應該是什么，認識得越來越清晰。而大學自身卻依然受舊有體制、遺留觀念的束縛，受到權力的腐蝕和綁架，難以自拔。公眾對大學的認識和大學自身的決策者對大學的認識之間產生越來越大的反差。

　　中國大學要走出困境，首先就要走出迷茫，清醒地定位和認識自身。

　　從全球看，人類在幾千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對什么是大學、如何發(fā)展大學有著清晰的認識：大學本應承載三重價值——學人的精神家園，學業(yè)和職業(yè)的基礎，成人的幸福基石。

　　然而，自1950年中國大學走上獨特的發(fā)展道路后，對大學規(guī)律的認識是不清晰的，甚至有些力量妨礙正確認識大學的內在規(guī)律。不少人以為，聽指示就能辦好大學，遵照行政指令就能辦好大學，于是，大學得不到很好的發(fā)展。走進現今各大學，動輒以能否取得國家課題來量人度己，各種各樣的課題費多了，開始是人搶錢，接著是錢搶人，原本應去探求真理和求解社會問題的學人被各種各樣的課題費（錢）淹沒。即便某些人能耐住寂寞，不申請那些所謂的課題，也很難通過考評這一關。大學的官本位、商業(yè)化嚴重侵蝕著大學的靈魂。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要謀生活、求學位、求職稱、養(yǎng)家糊口的人，不得不進入搶與被搶的怪圈，很難坐冷板凳。他們每年必須想辦法發(fā)表幾篇論文，而且還必須發(fā)表在所謂“核心刊物”上，必須申報和完成這樣那樣的課題，必須要出版專著，才能得到這套規(guī)則的認可，才能評上職稱。

　　心靈里沾滿了銅臭味，染上了官癮，成天惦記著升官發(fā)財的人，還能安心辦學嗎？教育界的人士必須擺脫名利的束縛，跳出官本位，不和行政級別連襟，才能潛心做學問，探求真理，培養(yǎng)人才?？梢哉f，獨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潛心治學才是大學應有的精神取向。這一切，有賴改革現有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依照大學的邏輯管理大學

　　在大學明確了追求真理和培養(yǎng)人才的價值取向后，還必須建立有利于真理探求和杰出人才成長的大學制度。

　　中國大學一邊倒學習蘇聯后，就將高等學校作為政府行政機構的一個分支加以設置管理，又在高校內部復制行政科層體系，從而建立起一個過度行政化的大學管理體系。據統(tǒng)計，目前全國約有1000多所公立大學，每一個大學都有正廳級、副廳級的校領導，加起來約有兩萬多人。這么多人不是教授選出來的，也不是學生選出來的，都是上級部門委任的行政官員。他們大多沒有現代教育理念，對教育的規(guī)律懂得不多，常常只是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導致管理制度問題成為影響今天大學教育質量的核心問題。

　　現有大學管理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權力學術，它的一個基本假定是真理掌握在權力較大的人手中。于是，權力較大的人既管理大學，又做學問，報課題，還作為學問的評判者，控制著學術的話語權，成了權力通吃的學術皇上。改變這一體制的核心就是要還權于學，將本不該由行政把持的權力還給學人，讓那些走在學識和探求真理前沿途中的人隨時擁有話語權。這就是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所說的“放權”，也是《綱要》所說的“去行政化”。核心是：大學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與科學管理。事實表明，如果沒有人真正愿意為國家和民族的發(fā)展擔責，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大學就依然延續(xù)著扼殺個性和獨立思考的運轉，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和建設性，永遠無法實現讓大學走出困境的目標。

　　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是“還權于學”的重點，這包括學生學習權利、教師研究與教學的權利、院系管理權利和校長的權利，均貫徹以人為本、以學術為主導的法治和民主精神。如此，才能將大學作為大學，而非作為政府機關或商業(yè)機構來管理。行政為學術服務，而非行政凌駕于學術之上。這要通過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得到保障和規(guī)范。

　　那么，科學的大學管理應該將學生成長發(fā)展需求作為第一依據、社會需求作為第二依據，依照專業(yè)社團的方式實施管理，依據大學的特性和內在邏輯管理大學。

　　如此，現代大學制度應該依據人的成長和知識增殖的邏輯，即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學生自治；依據法律保障，授權與問責相結合，決策與執(zhí)行相分離，使大學學人有責有權；依法民主管理學校。明晰高校與政府的法律關系，由大學來辦大學，教育家辦大學，而非政客辦大學。

　　只是，上述現代大學制度的建構，并未有法律的足夠支持。中國《高等教育法》第30條規(guī)定，大學的法人資格僅在民事活動中發(fā)生作用，對于高等學校與政府的法律關系并未明確。第32條至第38條規(guī)定的大學辦學自主權事實上很難得到政府行政部門尊重。

　　著眼于現實，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不妨逐步做起，近期目標可以確定為：第一，打破計劃體制，實現學校平等競爭（打破招生分批次，校長論級別，資源分配論關系的局面）。第二，轉變政府職能，實現管評辦分離，恢復高校的辦學自主權。第三，保障學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權利，完善校內的民主管理。第四，明確學校章程（條例），各校依章辦學。把學校建成知識分子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心靈家園。真正落實服務學生成長和發(fā)展的策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要有長遠的發(fā)展計劃和經歷艱辛的準備。

　　從“心”開放

　　現在，還有不少人對現代大學制度懷有戒心。事實上，現代大學制度是人類經過幾百年的探索、試錯、博弈產生的，是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沒有什么意識形態(tài)之分。因此，從思想理念開始的開放是中國大學走出困境的必經之路。

　　哈佛理念中有一條就是學校教學和管理是為了學生實現其使命服務的。如果想辦一流大學，其辦學宗旨必然是張揚個性、大膽思維、勇于探索、敢于創(chuàng)新、敢于質疑，鼓勵獨立思維，標新立異，不唯權威、不唯書本。而不是千方百計地去束縛學生思維，給學生帶上有色眼鏡，劃出太多的條條框框，培養(yǎng)唯唯諾諾失去個性的人。

　　全球化是中國大學發(fā)展的外在環(huán)境，全球化的價值基礎是自由主義。長期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是敏感詞。實際上，自由主義是一種認同任何主義存在而又不偏執(zhí)于某一主義的主義。如何對待自由主義是中國大學迎接全球化挑戰(zhàn)的核心問題。與自由主義對立就是與人類全球化的趨勢對立；陷入自由主義的某一具體結論就會作繭自縛。

　　開放是大學本原的特征，是大學的生存機制，是大學學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適宜的路徑。前沿大學都在生源、教師來源、學派關系、思想表達等方面呈現出開放的特征。培養(yǎng)高級人才和探究高深學問不可能在一個局促的環(huán)境里成就，惟有精神意識開放，才能在討論、批判過程中促成知識增量的產生，才能培養(yǎng)人的問題意識和開放的思路。另一方面，開放是大學發(fā)展中關鍵的免疫系統(tǒng)，它的存在和運行足以消解大學中各種危害學術的觀念、制度、行為方式及其他妨礙本真、健康的學術增量產生的因素。只能依靠更大程度的開放，才能讓偽知識、偽學問以及有違學術規(guī)范的行為原形畢露，無存身之地。

　　生源開放是起點，師資開放是關鍵，雙向、平等、全面開放是目標，價值開放是最高境界，學術自由是保障，開放的微觀體現是人際的包容。

　　首要的還是大學精神與理念的開放。從“心”開放是大學開放“先立乎其大”的選擇。包容、融合世界上一切優(yōu)秀教育文化和大學發(fā)展模式，是再造和創(chuàng)新未來大學發(fā)展的基礎。此外，大學精神與理念開放需遵從大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要向大學學人責任與權力的開放，立足于人類大學文化的積淀，超脫于權勢和利益，由學人自主地沿著大學發(fā)展的軌跡邁進。大學作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種專業(yè)性社團組織，必須建立寬松的研究環(huán)境，讓思想自由馳騁。每個學人都應勇于發(fā)起和接受挑戰(zhàn)。每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在真理面前都是純真的而非世故的，是虔誠的而非虛偽的。

　　大學精神理念的開放，集中體現在社會和政府對大學師生在追求真理、增值知識、成就人才上的充分信任。社會和政府應相信，學人能通過共同體內在的準則，處理好內部以及學人與社會等其他組織的關系，不必用大學的外在價值束縛學人對大學核心價值的自主追求。

　　學人的精神獨立，應立足于獨立思考，而不是成為物質和世俗權勢的奴仆，更無需對社會采取追趕、逢迎、討好的態(tài)度。為此，大學管理中要多些自主權，少些行政命令；多些民主評議，少些“一長制”。大學學人成為大學的真正主人，成為以中西文化為基礎的獨立思想者，成為新思想、新知識、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創(chuàng)者，不再僅僅是打工者，尤其不應成為“搬運工”。

　　大學精神理念和思想開放不是無政府，而是要尋求更有效率、更符合大學特征的、更為嚴謹的管理，主要依據學術邏輯而非行政邏輯或商業(yè)邏輯對大學實行管理。開放在于使學術規(guī)范暢行無阻，承認學術規(guī)范是天下的公器，不可私用，也不可為一部分人所用?！?/p>

　　儲朝暉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