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媒體報道，對最近又蜂起的要求將蔡元培先生墳墓遷到北京大學的呼聲，蔡元培孫女蔡磊砢近日在香港作出回應，表示蔡家人認為蔡先生墓應留在香港。我以為，這是蔡元培先生后人極其明智的選擇。

    今日之北大，不過是京師大學堂的拙劣翻版。京師大學堂是北大前身，今日之北大與京師大學堂同是由官僚從表及里把持著的官學機構(gòu)，京師大學堂是原版，今日之北大不過就是一個翻版。但這翻版是不如原版的，一是地位無法比，梁啟超草擬的章程規(guī)定京師大學堂“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tǒng)轄”，等于就是高等教育部，而今日之北大不過是越來越眾多的校長享受副部級待遇的大學之一；二是學問修養(yǎng)無法比，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是吏部尚書孫家鼐，孫家鼐不僅是光緒的帝師，而且也被老外認為是“所有中國官員中最有教養(yǎng)、最具紳士風度的人之一”，而今日的北大校長只能寫出既不通邏輯又不怎么感性的“化學是你，化學是我”。

    中國有三大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晏陽初，三人中蔡元培先生主要活動于高等教育領域。在高等教育領域，就民國時期北大的校長而言，今天人們熟悉的名字還有嚴復、章士釗、蔣夢麟、胡適、湯用彤，都跟蔡元培先生一樣是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學問大家，但僅僅從教育角度說，蔡元培先生的歷史性成就是排首位的。從京師大學堂改變?yōu)榻裉烊藗冃哪恐械?ldquo;北大”，乃是蔡元培先生之功，可以說沒有蔡元培就沒有“北大”。因此，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領域，蔡元培先生是一個符號，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巔峰象征。

    從教育改變中國的深度和廣度來說，無論是陶行知還是晏陽初，都是難以跟蔡元培先生比較的。北大之所以是“北大”，乃是在于領導、奠基和開創(chuàng)了新文化，不管之后歷史如何曲折演變，但全部的文化都建立在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根基之上。新文化的三位最主要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慧眼和氣度。近乎過著流浪生活的媒體人陳獨秀自以為沒有文憑，無以服眾，登門尋訪的蔡元培先生卻認為他的小學學問是翹楚，有著社會影響力和開拓精神，為他偽造履歷，請他擔任北大最重要的文科學長一職。陳獨秀推薦遠在美國、毫無地位的青年胡適，蔡元培先生馬上讓胡適成為了北大最年輕的教授。毫無名氣的魯迅不僅被蔡元培延聘到教育部工作以保證穩(wěn)定的收入，而且又請到北大兼職授課。章士釗推薦毫無地位的李大釗，蔡元培先生讓李大釗擔任了圖書館館長，李大釗不僅由此成為中國現(xiàn)代意義的圖書館學奠基人，更是與陳獨秀走到一起，創(chuàng)建了中國共產(chǎn)黨。

    蔡元培先生說：“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但今日之北大則是高樓日多、學問日少，是個教育名義的企業(yè)。蔡元培先生說：“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但今日之北大卻是以出了多少官員和富豪為榮耀，而不是以學問為榮耀。蔡元培先生要求對學生“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榜者，曰自由、平等、博愛。道德之要旨，盡于是矣。”但今日之北大，卻出現(xiàn)了包養(yǎng)高中女生還承諾找關(guān)系助其上北大的教授。至于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靈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今日之北大更是難以望其項背。這樣的北大，如果把蔡元培先生遷葬進去，萬一批準，不過就是造個豪華工程，再加上一個豪華典禮，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人格，無異于極大侮辱。所以，讓蔡元培先生平靜地躺在香港，乃是最好的紀念和尊重。(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