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刊登于《南方周末》頭版的文章《窮孩子沒有春天？——寒門子弟為何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再一次讓公眾關注近年來寒門子弟在重點高校中比例急劇下降這一社會現(xiàn)象。

　　 7月30日，《廣州日報》就拙著《進城走了十八年——一個70后的鄉(xiāng)村記憶》的出版刊登了對我的專訪，我在訪問中認為：“今天‘貧困的代際傳遞’更明顯了。現(xiàn)在農(nóng)村的孩子，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隨父母進城讀書，生活條件比我們當時好得多了，但他們在求學、求職時面臨的競爭環(huán) 境確實不如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那樣公平。那時候高考雖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但一旦憑本事考上，會改變自己甚至一個家族的命運?？纱髮W擴招后，農(nóng) 村孩子的努力被稀釋了，幾乎高中畢業(yè)都能上大學，而且學費昂貴，農(nóng)村孩子即使考上重點大學又怎樣，到找工作時是‘拼爹’，看誰的家庭更有社會關系。農(nóng)民是 現(xiàn)實的，這幾年我們家鄉(xiāng)‘讀書無用論’又起來了，這是大背景決定的。如果晚生十年，很難說我會有這點小成就。”……這一判斷可謂和《南方周末》報道的主旨不謀而合。

　　 這一現(xiàn)象存在已有時日，如果要給一個比較準確的時間刻度的話，我以為是高校大幅度擴招的1999年。

　　高校的大幅度擴招，客觀上增加了適齡青年包括寒門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若社會競爭的整體環(huán)境不公平，對寒門子弟來說，很可能他們上升的孔道將變得更為狹窄，因為他們的才智和努力被稀釋了。

　　以本人考上大學的1989年為例。當年因歷史的原因，招生數(shù)比1988年和1990年少得多-----網(wǎng)絡上可查詢1988年全國招收大學本專科生49萬，1990年為45萬，1989年未能查詢到詳細數(shù)據(jù)，而近兩年來每年全國的招生數(shù)600萬上下。20年前，高考是名副其實的“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當年我所在的縣文科上重點本科（現(xiàn)在所說的“一本”）才3人，一般本科（“二本”）30人左右，其余皆是?？啤＿@種低錄取率當然會把許多適齡青年擋在大學之外。然而，一旦考上大學的寒門子弟，其前途基本上是樂觀的。當年我所在縣考上重點本科和一般本科的，官員子弟很少，大多是農(nóng)家子弟。這些人畢業(yè)后都能找到不錯的工作，如考上吉林大學的那位后來進了信息產(chǎn)業(yè)部。而我們班兩位考上中南政法學院（當時尚是一般本科），現(xiàn)已成為廣東某兩個城市的法院庭長。而縣委縣政府官員的子女，多半成績一般，不少人通過當兵，然后復員找一份工作，再通過函授、電大等方式取得一紙文憑，即便這些人在求職工程中，充分利用了家庭的資源，但與我們那些直接考上大學的少數(shù)貧寒子弟相比，畢竟在時間上、起點上落后了許多。——出身寒門的精英拼能力和才華出人頭地并不難。

　　如果我晚生十年，高校急劇擴招，一個縣考上大學的人數(shù)增加數(shù)倍，包括上一本的，多數(shù)官員的子弟能考上大學----至少是二本，他們和考上一本的寒門子弟一樣在四年后拿到一張文憑，此時在求職過程中，貧寒子弟哪怕學習成績再好，能力再強，還能有什么優(yōu)勢？

　　一縣如此，那么一市、一省乃至一國呢？

　　獲取一種資源的標準越剛性，難度越大，往往對寒門子弟來說，更為公平。古代科舉雖然和現(xiàn)代高考以及大學畢業(yè)求職不能完全類比，但亦可起到以古為鑒的作用。古代科考的難度很大，明清兩代，全國三年一次會試、殿試，每次取進士大約不到300名-----中進士的篤定是知縣以上的官員；而各省鄉(xiāng)試錄取一定人數(shù)的舉人，多的一百多人，少的二十余名。各縣錄取生員（通常所說的秀才）比例也不甚高。如此，盡管金榜提名難度相當大，但寒門子弟一旦中舉人、進士，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范進那樣，可以馬上改變自己和家族的命運。

　　華裔史學家何炳棣根據(jù)明清兩代登科進士錄、進士三代履歷、同年齒錄等原始史料研究明清社會流動，發(fā)現(xiàn)明清五百五十余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quán)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及百分之一，可見世家大族無法防阻其長期“下向”流動。這也從反向的角度證明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孔道還算通暢。

　　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當時的進士錄取名額十倍，甚至百倍的擴充，和曾國藩一起中進士的許多人是朝廷大佬和封疆大吏的子孫，這個湖南湘鄉(xiāng)縣的農(nóng)家子弟即使中了進士又能如何，還會有以后的功業(yè)嗎？有了功名他沒有機會出頭，恐怕他的心情和科舉場上慘遭敗績的洪秀全不會有太大的區(qū)別。

　　在這個社會競爭環(huán)境的公平程度不理想的狀況下，大學擴招確實稀釋了寒門子弟的才智和努力。人是理性的經(jīng)濟人，在80年代，考上大學就能改變命運時，貧寒家庭為送子女讀書不惜成本，因為他們看到收益?？僧?0年代末開始，寒門子弟即使考上大學，也未必能改變命運，“知識無用論”必然泛起。再加上從幼兒園就開始的教育資源不均衡，以及高考加分等有礙公平的政策泛濫，優(yōu)質(zhì)的教育資源越來越被富人或官人享有，最終導致惡性循環(huán)，即便貧寒家庭愿意不惜成本送兒女上大學，也越來越多集中于二本、三本學校，重點大學特別是北大、清華這類一流高校越來越成為富家子女、官家子女的俱樂部。

　　長此以往，貧寒子弟的上升孔道將越來越被堵塞，最終會給這個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