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最近，有關警惕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呼吁和警告也與日俱增。而學者們在談論 “中等收入陷阱”時，一般都不言而喻地有一個比較對象，這就是拉美國家。比如，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日前在該所與巴西瓦加斯基金會聯合召開的研討會上，就舉了一些拉美國家作例子，如智利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了40年，烏拉圭滯留38年，巴西1975年進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至今尚未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阿根廷更是超過半個世紀之久。

　　這些例子確實有說服力，值得中國借鑒。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上述拉美國家早在幾十年前就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此后由于各種原因，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qū)間，即使偶而有一兩年“不小心”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過不了多久就會又跌落下來。這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也得到統計學的證明。我們看到，從工業(yè)革命以來，200多年時間里，全世界大小2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至今只有不到10%的國家和地區(qū)成功地跨過這一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絕大多數國家仍然在中等收入行列的邊緣徘徊。其中最具典型的還是拉美，所以拉美國家常常被作為一個發(fā)展不成功的榜樣。

　　許多學者也常用 “中等收入陷阱”來比附中國。從現象和特征來看，我們似乎也和陷入該 “陷阱”的國家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不過，我現在開始對這種簡單的比附有些懷疑。固然世界上有多數國家曾經較長時期或正在進入該“陷阱”，然而，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卻少見人口上億大國的身影。換言之，如果“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發(fā)展規(guī)律的話，它充其量只適合人口不多的中小國家。對于人口大國而言，要么長期陷在“貧困陷阱”走不出，一旦走出“貧困陷阱”，就能在較短時期里進入高收入國家，因為大國的人口規(guī)模和復雜狀況是中小國家無法比擬的，尤其對中國如此。

　　我們有著世界最多的人口。假如中國的人力資源和智力優(yōu)勢能夠得以充分發(fā)揮，其所蘊含的創(chuàng)造力和能量是無法想象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若成功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很難被長期困于該陷阱而不撥，這就是大國的人口規(guī)模優(yōu)勢。當然，問題在于如何把潛藏的人力資源優(yōu)勢發(fā)揮出來。否則，十幾億人口的智力和創(chuàng)造能力發(fā)揮不出來，人口規(guī)模優(yōu)勢就會白白浪費。

　　不過，如果從該角度來看問題，則用“轉型陷阱”的表述，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準確，更契合中國轉型社會的現實。因為致使人力資源優(yōu)勢無法發(fā)揮出來的原因，在中國和一些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如拉美是不同的。后者雖然也經過一些發(fā)展的反復，但并不存在中國這種體制轉軌和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雙重轉型。換言之，和許多國家不同的是，中國一方面要經歷傳統的農業(yè)社會到工業(yè)社會乃至后工業(yè)社會的變化，另一方面要經歷集中的計劃體制到分散的市場體制的變化，這兩個變化遠未完成，且相互交織和影響，這是中國現實的復雜之處，少有國家如中國這樣。

　　所以，若講“中等收入陷阱”是基于多數國家發(fā)展經驗而得出的共性現象，那么，“轉型陷阱”就更多是針對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的具體過程而言的。要跳出“轉型陷阱”，關鍵是如何通過合適的體制變革，釋放中國龐大的人口資源優(yōu)勢。在這個意義上，我贊成鄭秉文提出的中國當下需要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構成的動力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