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fā)展研究課題組、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發(fā)布題為《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的研究報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報告提出，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進入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征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并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轉型陷阱的提出，從制度角度為改革困局做出了注解。它與當前社會矛盾激增的狀況有何關聯？未來的改革需要怎樣的頂層設計？本刊專訪報告主筆、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

　　漸進式改革的陷阱

　　《南風窗》：轉型陷阱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中國模式”的新視角，在這個邏輯下，改革不是被動陷入困境，而是既得利益者對于優(yōu)勢體制的主動固化。這種過渡狀態(tài)的常態(tài)化是如何發(fā)生的，會帶來什么后果？

　　孫立平：在體制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并非僅僅是體制變革陷于停滯或倒退，而是將一種過渡形態(tài)的體制因素定型為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制度；在發(fā)展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導致的并不是簡單地陷入經濟放緩或停滯，而是陷入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畸形化。

　　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可以發(fā)現種種值得警惕的跡象：盡管經濟在慣性的推動之下仍處于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甚至具有經濟大躍進的表象，但這種發(fā)展已經越來越畸形化，并開始顯露出明顯的疲態(tài)，步履越來越沉重；作為30多年發(fā)展動力源泉的體制變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現某種回歸的跡象，一些“過渡性的現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發(fā)展的資源和優(yōu)勢已經基本耗盡，而大躍進式發(fā)展導致的副作用則在不斷顯現，社會生活中的張力越來越大；社會的活力和生機在不斷喪失，發(fā)展與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將維持現狀作為優(yōu)先選項。

　　對于一個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特別需要警惕的就是這種轉型陷阱。尤其是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式改革中，使轉型過程停滯并定型化的機會太多，從容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的條件更為有利。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yōu)勢，現在看，漸進式改革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性更大。

　　《南風窗》：您曾經提到，“多少年來，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轉型的過程，就是一個從起點到終點轉變的過程。但是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就是轉型的過程當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來。”如果追根溯源，轉型陷阱的形成是否與改革之初的終點設想有關，從一開始就缺乏頂層設計，沒有明確的目標？

　　孫立平：有沒有總體設計要看從什么意義上來理解。在改革開放起始的時候，要結束和破除的東西是明確的，這就是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告別人整人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目標是四個現代化。但在走到什么地方去的問題上，是較為模糊的。當時叫“撥亂反正”，就是在基本體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并對體制的弊端進行一定程度的修復；在經濟上引入一定商品經濟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經濟自由；實行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不變。到了1980年代中期，開放開始推動改革，導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設想。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美國的訪問。據說，鄧小平回來后在某次高層會議上說：我看見了現代化。隨著國家領導人出訪增多，帶回了關于國外新技術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書譯介過來。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說，1980年前后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標是“文革”前17年的話，現在的坐標是新技術革命體現的一個新的文明。于是，許多突破性的思路開始被提出。回過頭來看，這個時期中國社會中的氛圍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國最有自信的時期。那個時候的自信表現為對自身問題的不回避，以及向別人學習的勁頭上。

　　對于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一般評價是，經濟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方面的改革，現在看來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說了，結果是權力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迅速膨脹。而經濟體制改革，則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謹小慎微形成鮮明對照，鼓勵大膽去試，不怕犯錯誤。就鼓勵改革勇氣來說，這似乎無可厚非，但結果卻是造成經濟生活的高度非規(guī)范化。其實這個階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過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動，但由于不具備相應條件，只能以打左燈向右轉的方式進行。由此造成的結果，一面是越來越膨脹且不受制約的權力，另一面是非規(guī)范的經濟。兩者結合在一起是什么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權力與市場的結盟

　　《南風窗》：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與權力和市場的結合有何關聯性？在漸進式路徑選擇中，兩種要素的結合是如何實現的？

　　孫立平：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19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與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fā)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并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fā)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yè)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xù)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fā)展模式。

　　《南風窗》：利益集團應該怎么去界定，現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實現？

　　孫立平：盡管在現實中，正當利益集團和非正當利益集團的分別是存在的，但在理論上，正當的利益集團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并不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很難界定哪些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關鍵的問題是，社會中為利益集團設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樣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動平臺是什么樣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平臺，正當利益主體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也會蛻變成不正當利益集團；相反，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平臺，就是由不正當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也只能按照社會設定的規(guī)則從事自己的活動。

　　重建社會公平正義

　　《南風窗》：在當前的利益格局和體制背景下，我們寄希望于社會的成長壯大能夠形成一種博弈力量，但現實是，社會結構的定型阻礙了其活力的產生，并且形成了階層對立感，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孫立平：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開始，貧富的問題就開始逐步凸顯。但在那個時候，所謂的貧富處于不斷變化中，誰是窮人誰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時至今日，情形已經完全不同。在過去的10幾年間，貧富的問題已經開始落實到人頭上，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發(fā)生變化了。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變地位越來越難，就是下一代要改變都已經越來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種種“二代”的說法，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體制內二代、體制外二代等等。這個過程就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

　　進一步說，社會結構不但在定型化，而且開始再生產，這種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我們稱之為斷裂社會。一個逐步定型下來的斷裂社會所形成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tài)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厥?980年代，那時整個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而現在，社會的氛圍變得日益壓抑和沉悶，這與結構定型，與門檻加高是不無關系的。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仇富”與“嫌貧”的意識不僅僅是源于貧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貧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體對自己的狀況都有滿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滿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現在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比較正常和健康的社會心態(tài)，也是一個社會的彈性之所在。而現在，在一部分群體中，尤其是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形成的則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南風窗》：在過去的幾年中社會矛盾和沖突頻發(fā)，官民、勞資、族群之間都出現過對峙的狀況，您如何看待例如烏坎事件這樣的社會現象？

　　孫立平：烏坎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問題的縮影。烏坎實驗的意義就在于，看我們能不能同時實現兩個目標：民眾具有表達自己利益和進行博弈的權利，社會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穩(wěn)定的能力。而這恰恰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兩個癥結。這個實驗中，包含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邏輯。這個比包產到戶那次更難，因此也就更有意義。如果成功，我們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敗，將是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打擊。

　　烏坎選舉的意義在哪里？有人說不要夸大烏坎選舉的意義，因為類似的選舉其實早就存在，甚至還有做得比這個更好的。如果就選舉本身來說，我同意這個看法。但我想，如果將這次選舉放到整個事件的鏈條中去看，意義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和那些風平浪靜中的選舉相比。這個鏈條是：由于某一事由發(fā)生了牽扯到官民關系的劇烈社會矛盾，經過一段雙方的試探和博弈，最終選擇了一種用理性和妥協解決矛盾的方式，用選舉這種民主的方式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構架，促使矛盾從可能的惡性循環(huán)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環(huán)，同時滿足民眾表達爭取利益權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雙重需求。這一過程包含了中國政治的一些基本邏輯，論證了在較為嚴峻情況下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具有促進中國社會走向民主化和社會長治久安的潛力。

　　《南風窗》：“頂層設計”在“十二五”當中被進一步強調，在您看來，“頂層設計”應該如何突破轉型陷阱、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孫立平：改革陷入困境，不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頂層設計的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也很難推進、實施。

　　現在都在說改革和革命賽跑，但不是什么樣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賽跑，只有以公平正義為宗旨的改革才能與革命賽跑。因為革命的動力就是實現公平正義。如何以公平正義來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所需要的，并不深奧、復雜，而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勇氣。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的默認，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學，過于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制性拘謹。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沖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執(zhí)政大國，智慧、謹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國，勇氣和魄力顯然要比智慧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