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2010年便呼之欲出的《工資條例》，直到2012年到來仍然悄無聲息。“現(xiàn)在，部里已經(jīng)不讓我們再說這件事情了”，一位參與《條例》制訂和修改的人保部人士向媒體透露，而另一位多次參與《條例》”討論的人士則直截了當向記者表示：“《條例》短期內(nèi)不會出來了，因為牽扯的部門利益太多。”

    如果不是這則新聞，原本幾乎熱得燙手的《工資條例》估計都快淡出公眾的視線了。說其“熱得燙手”一點兒也不夸張，早在2008年年初，媒體報道《工資條例》的起草列入有關(guān)部門議事日程，而且披露《工資條例》將是一個高于一般部門文件的法律規(guī)定，對象包括除公務(wù)員等特殊群體之外的所有企業(yè)，而不分央企、民企，旨在重點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底層工人欠薪等問題時，就已經(jīng)讓勞動者充滿了期盼。雖然在翹首以望的過程中，不斷有消息說，《工資條例》的出臺遇到了很多阻礙，但人們一度還是相信，鑒于當下勞動者長期弱勢地位所暴露的系列問題越來越嚴峻，意在為勞動者撐腰的《工資條例》終究會沖破重重阻力，如期誕生。

    將近四年的等待，足以消磨人們的信心和耐心。

    盡管從學理上講，政府以制定《工資條例》這樣一種形式直接介入勞動力市場中的工資決定過程，效果是好是壞肯定存在爭議，盡管憑經(jīng)驗判斷，《工資條例》即使真的成為高于部門文件的法律規(guī)定，也未必一定會改變勞動在資本面前的弱勢處境，扭轉(zhuǎn)勞動報酬過低的困局，但《工資條例》的象征意義仍然是無法忽視的，因為它的出臺至少表示勞動者的貧弱已經(jīng)引起了整個社會的痛感，各個階層已經(jīng)在嘗試拿出藥方。同樣的道理，現(xiàn)在，《工資條例》的一再“難產(chǎn)”，其對勞動者的不良心理暗示作用也無法等閑視之。

    眾所周知，制定《工資條例》只是公眾熱議中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一環(huán)，而這一環(huán)因為主要可由政府主導(dǎo)，原本相對容易，但當這相對容易的一環(huán)都遲遲無法完成時，也許就很難避免低端收入群體的困惑油然而生：我們這個社會真的關(guān)心勞動者的處境，真的對國民收入差距懸殊的現(xiàn)實警醒了嗎？

    “總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工資條例》“難產(chǎn)”的四年，也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再遷延的四年。從這個意義上講，《工資條例》“難產(chǎn)”實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滯后的縮影。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與《工資條例》命運相似，由發(fā)改委制定、原擬于2011年底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幾易其稿，與公眾再度爽約。

    收入分配改革多年難見實質(zhì)行動，阻力何在？除了一部分合情合理的訴求，如中小企業(yè)對《工資條例》實施后稅負不降、用工成本增加的擔憂，主要受制于目前業(yè)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國企抵制《工資條例》中的“同工同酬”規(guī)定，個稅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征收的改革一再遭到相關(guān)部門的推諉，而學者更認為，由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規(guī)定了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應(yīng)該著力于社會保障，也遇到了片面追求GDP的官員的不滿?？梢钥闯觯诶娓窬忠呀?jīng)形成而且明顯固化的條件下，既得利益者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他們不愿自動放棄在財富分配格局中的強勢地位，更不甘心因改革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哪怕輕微的損害。

    溫家寶總理曾經(jīng)說過：“如果發(fā)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甚至政權(quán)的鞏固。”不知道溫家寶所說的“社會的穩(wěn)定”、“政權(quán)的鞏固”在既得利益者心目中究竟有幾許地位，但有一點大概是清楚的，改革無法寄望于既得利益者的良心發(fā)現(xiàn)。

    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遲遲其行了，拖的時間越長積累的問題就會越多，這堪稱當下的一個共識。請從出臺《工資條例》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開始，拿出我們推進改革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