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年前的鄧小平“南巡講話”核心內容是提倡放權搞活，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20年后發(fā)生在浙江涉嫌吳英案實質是金融體制放權搞活、壟斷資本與民間資本沖突問題。“吳英該不該殺”的網絡討論，折射出社會對金融體制改革的強烈訴求。本報認為，支持中小企業(yè)與放活民間資本是金融體制改革的急迫任務。中國必須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遵循“南巡講話”精神，打破金融壟斷體制，以金融體制改革拯救中小企業(yè)，拯救中國實體經濟。此前，本報已發(fā)表19篇發(fā)展實體經濟的評論文章，此為第20篇。

　　1月18日到2月21日，是鄧小平到南方視察20周年的日子。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是中國當代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南巡”的意義在哪里？簡單地說，它解決了當時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即要不要走市場經濟道路的問題，焦點是放權和收權的問題。

　　然而，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似乎是政界或者是學術界的事。眼下，輿論的關注點是發(fā)生在浙江省東陽的吳英事件。這件事似乎與“南巡講話”精神有著深刻聯(lián)系，因為這件事的處理結果關系到金融改革的放權與收權問題。

　　吳英是典型的底層小人物，一個只有31歲的青年人，創(chuàng)業(yè)失敗、陷入高利貸深淵、最終走上涉嫌集資詐騙這條不歸路。人們對一個集資嫌疑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對現(xiàn)有金融制度的不滿。從官方公開的材料看，集資詐騙的罪名似乎是成立的。但是輿論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級法院二審以集資詐騙罪裁定吳英死刑后，短短半個月間，該案已經演變成一起法治事件，一個名叫“吳英案輿論匯總”的微博，每日高密度更新相關評論；我國高校學者和知名律師致信最高法為其求情；有的網站開設的“吳英該不該死”投票顯示，絕大部分投票者認為吳英罪不至死。

　　一起案件的法律裁定和社會輿論如此背離，實屬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講，吳英一案的要害并不僅僅是吳英作為個體的生命，人們將其上升到是否保護市場經濟改革的問題來認識了。吳英一案，將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明確地提了出來。

　　研究吳英案不能不研究吳英案發(fā)生的背景。我們身處一個市場經濟仍有待發(fā)育完善的特定歷史時期，一個民間金融功罪交集的時代，一個對資本的渴求和現(xiàn)行資金供給體制之間的沖突已經尖銳化和公開化的時期。當民間金融正常運行時，相關部門默許它存在；當出現(xiàn)問題時又嚴厲制裁，這個惡性循環(huán)應該到了進行反思的時候了。中小企業(yè)虧損或者資金鏈緊張，我們的金融體系是不是應該為企業(yè)提供保障？到底是以實體經濟發(fā)展起來為標準，還是金融集團自身快速發(fā)展為標準，這是制度建設中需要嚴肅對待的課題。

　　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金融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企業(yè)尤其是民營企業(yè)融資從正規(guī)的渠道沒法滿足，便要尋找其他渠道，可以說沒有民間金融就沒有民營企業(yè)今天的貢獻。在現(xiàn)有的資金供給制度下，民間融資必然存在。因為銀行的資金供給里面，會有一大批搞企業(yè)的人拿不到銀行的資金。

　　金融壟斷的結果，一方面是企業(yè)從正規(guī)渠道不能以市場價格借到錢，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場極度活躍但也極度危險。民營企業(yè)近年來的困境不能完全歸咎于金融業(yè)的壟斷，但進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體制，破除金融市場的壟斷性，建立多元化的資金供給體系，出臺民間融資管理的綜合措施，這已成為業(yè)內對中國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共識。如何應對目前的經濟困難。有兩個途徑非常重要：一是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支持小微企業(yè)發(fā)展。二是放活民間資本，支持民營企業(yè)發(fā)展。這兩方面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破解當前的金融體制壟斷的難題。

　　從政治上說，殺了一個吳英，有殺雞儆猴之效。據(jù)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僅溫州地區(qū)的地下資金就高達1600億元，若以一個“莊頭”運作10億元來計算，那么就活躍著160個“吳英”。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吳英”當以萬計。

　　然而，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吳英案，拯救金融秩序將無從談起。如果殺了一個吳英，民間資本從此便可以進入金融體制，能夠破解當前的金融體制壟斷，吳英則功莫大矣。而事實上，吳英是殺不絕的，悲劇將繼續(xù)發(fā)生。

　　聽說，著名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發(fā)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在信中，張思之重點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當?shù)貙嶓w領域，屬合法經營范疇，故無詐騙之行為；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xiàn)的復雜現(xiàn)狀，解決之道在于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系金融壟斷的道理。”

　　這位老先生把矛頭直接指向金融壟斷，他不僅從法律而且從制度層面對吳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條，當是案件紛議之核心。

　　吳英問題的核心是金融體制要不要改革，金融權是放還是收的問題。這就跟“南巡講話”的背景有些相近了。20年前的鄧小平南巡講話是針對經濟上放與收的問題去“講”的，當然尚未顧及到金融問題。今天的金融問題也已到了“放”還是“收”的關鍵時刻，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又一個轉折時刻已經到來。

　　放權與收權一直是改革路線的核心問題。中國的經濟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開始，整個1980年代都處于一種探索狀態(tài)。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當時稱“商品經濟”）之間搖擺。除了最初的農村改革很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盡管都進行了嘗試，但沒有找到突破口。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國家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全國很快就進入動員狀態(tài)，聚集改革力量，實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領頭發(fā)動了一場激進的分權運動。1980年代也有分權，但其幅度和廣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權。“分權”釋放出來巨大的改革和發(fā)展能量，有力有效地沖擊了舊的體制，在很多方面破壞了舊體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和制度基礎。

　　如果說當年沒有鄧小平撥亂反正，中國改革的一葉小舟可能向著另外一個方向去走，可能向“左”的方向去走了。鄧小平當時在1992年的時候就說，誰不改革誰下臺的說法是非常厲害的，也只有他能講這個話。

　　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思想正在轉變成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個時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8年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等等。還有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有企業(yè)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所看到的國有資產的流失。但是沒有這一過程，國有企業(yè)根本沒有出路。通過1990年代的改制，中國基本上實現(xiàn)了一個比較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yè)和中小型企業(yè)之間的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

　　鄧小平南巡講話最大的遺產是什么？是改革精神，市場經濟精神，放權搞活的精神。從關于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進一步發(fā)展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意味著，改革和改善包括經濟和政治各方面的社會制度，最大程度地發(fā)揮市場經濟機制的作用，同時彌補和糾正市場經濟機制的不足，使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得到全面和健康的發(fā)展。

　　關于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發(fā)揮市場經濟機制的作用，應該根據(jù)關于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所揭示的市場競爭機制或市場均衡（價格）存在的前提條件，改革和改善各種社會制度和習慣，使之盡可能地滿足和符合這些前提條件。

　　首先，市場均衡存在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是完全競爭。市場經濟中的各個經濟主體不能對市場價格的決定持有明顯的影響力，資源可以在產業(yè)間和區(qū)域間自由移動，各個經濟主體能夠公平地獲得關于市場及價格的信息并可以自由地參加或退出市場的競爭。

　　由此可見，要讓市場經濟正常運作，必須控制壟斷企業(yè)及個人的存在，減少和限制大型企業(yè)對競爭類市場的獨占，公開各種市場的信息和杜絕部分企業(yè)和官員對信息的獨占和操作。

　　其次，市場均衡存在的第二個前提條件是市場普遍存在，即要求市場經濟中的所有生產要素和產品必須所有權及使用權所屬分明，使用或消費這些所有權和使用權時必須通過市場支付其價格，同時，這些市場普遍存在，其中的交換或交易公正公平。

　　顯然，這20多年來，中國對國有企業(yè)所有制的改革和明確企業(yè)產權所在，建立和培育包括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內的各種市場，都是有利于滿足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的。但是，這些方面的改革只是剛剛開始，還需要進一步地拓展和深化。今天，中國在很多方面也面臨類似“南巡”前的狀況，有一些方面例如金融方面形勢則更為嚴峻。很多方面的改革止步不前，總是找不到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xiàn)倒退現(xiàn)象。

　　現(xiàn)在有個奇怪現(xiàn)象，有些地方口口聲聲喊改革，但是改革總是“按兵不動”。政府有些地方、有些部門經常做兩件事：第一就是作繭自縛。第二件事就是“逼良為娼”。如果沒有地下錢莊，我們的民營企業(yè)不能到今天，地下錢莊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為沒有法。地下錢莊如果能在陽光下操作，政府可以收稅、可以監(jiān)管、能解決中小企業(yè)的融資問題、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何樂而不為呢？其實民間資本力量大得很，只要我們承認它，容納它，引導它，就可能為經濟發(fā)展帶來強大的動力。

　　無論是2011年金融市場形勢之要求，還是第四屆全國金融工作市場所期許的主題，金融體制改革和推進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成了國內金融體系改革最為重要的問題。因為利率是金融市場資金的價格。如果該價格不能夠通過有效機制來形成，既無法讓利率成為金融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也談上有成熟的市場可言?？梢哉f，近20年來，利率市場化一直是國內金融改革的核心。

　　毫無疑問，當前金融市場利率價格機制扭曲不僅表現(xiàn)金融資源無效配置，比如大量金融資源不是流入實體經濟而是涌入高風險的各種投資市場，從而導致國內不少弱勢行業(yè)及企業(yè)嚴重的金融擠出效應；而且導致了金融市場秩序越加難以確立，比如民間高利貸盛行、影子銀行泛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過度擴張、商業(yè)銀行的盈利高速增長、巨大潛在的金融風險不斷地積累等。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推進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已經迫在眉睫。與利率市場化同時做的事便是放開金融市場，吸收民資參與，形成市場經濟的新金融體制。

　　當前國內金融體制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是條件成熟不成熟的問題，而是如何突破現(xiàn)有的利益集團與制度障礙把改革推進的問題。因為，當前完全扭曲了基準利率制度不僅導致整個金融市場資源配置嚴重的無效率，它也是一種為少數(shù)人利益服務而對絕大多數(shù)人利益掠奪的財富轉移機制。這種機制的利益關系的路徑相依已經成為當前金融市場推進利率市場改革的最大障礙。不打破這種利益集團阻礙金融改革的格局，國內利率市場化將面對重要的障礙。其實，中國金融體制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最大問題就是利益關系重大調整的問題，而不是這種改革對金融市場所面臨的沖擊與影響的問題。

　　很難理解，一個吳英案能引起天下人關注，關注的程度不亞于對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紀念。

　　很好理解，一個吳英案能引起天下人關注，在于此時與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時代要求極為相似。

　　一個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一個是壟斷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同一個要求：放權搞活。

　　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話，那么更為艱巨的金融改革或許就要拎著腦袋過河。過河的路徑已經很清晰，阻力相當強大。當然，不是每個過河的人都會淹死，但先驅中總有人會成為先烈，特別是沒有護身符的民營企業(yè)家，犧牲的概率顯然大得多。

　　我們與其煞費苦心讓吳英成為民間信貸祭品，不如探討如何對民間信貸開閘。如果此事映射出的地下金融特性能成為制定監(jiān)管框架的依據(jù)，即是吳英之功。但愿這件事能喚起金融界對改革的反思，尋找到對金融改革的反向推動力量。

　　資本無序泛濫的高利貸市場不能不管。在管的同時，則應考慮下一步政府如何放權，哪些權利應該放給社會，哪些權利政府應該緊緊地抓在手里，這是需要現(xiàn)在繼續(xù)探索的。這也是當前金融改革的焦點。推進壟斷行業(yè)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與此相適應，是要促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并且依次進入能源、交通和社會事業(yè)等領域，這不僅能緩解經濟發(fā)展的困難，而且能夠推進整個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壟斷行業(yè)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而對金融壟斷體制改革是焦點中的焦點。

　　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指向很明確：一是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支持小微企業(yè)發(fā)展，這是衡量金融工作好劣的標準。二是放活民間資本，支持民營企業(yè)發(fā)展。這是改革金融體制的實現(xiàn)途徑。道路非常寬廣，潛力巨大。

　　中國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甚至說中國需要再一次思想啟蒙，需要圍繞集權與放權問題進行一次大辯論，尋求中國的改革的深層邏輯，它的大方向應該走向何方。當然，南巡不可能了，鄧小平作為最后一個威權式的強人，我們只有在他身上才可以用南巡這個詞。我們今天紀念鄧小平南巡20周年，需要提倡的是“南巡”精神。

　　需要弘揚“南巡講話”精神，是因為走向市場的道路異常艱難，矛盾異常復雜。與20年前不同的是，現(xiàn)在爭論各方的焦點不再是純粹意識形態(tài)的“姓社”、“姓資”之爭，而很大比重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角逐，總是在放權問題上舉棋不定，在搞活問題上左右為難，這類博弈的實際激烈程度超過了當年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領導干部對待改革的態(tài)度，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并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邊。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堅，比當年更加考驗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和政性倫理。

　　中國社會進入又一個回歸，回歸到需要改革放權的時期，中國因此需要進行“南巡”精神的教育，這不僅是拯救金融體制改革，拯救企業(yè)，更是拯救我們的國家。

　?。ㄗ髡呦抵袊髽I(yè)研究院研究員，是中國農村第一個萬元戶的發(fā)現(xiàn)與報告者，鄧小平在1982年12月聽其匯報農村改革情況，對其有“你有發(fā)言權”的評價；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在當年第一個向中央寫出市場經濟體制的企業(yè)模型，得到多位領導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