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失德，自然也是人們擔憂的后果之一。中國歷來有“酒能敗德”之說，慣于“酒色”并舉，視為對道德、政事特別嚴重的潛在危害。

　　看過《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人，大概都會對其中描繪的奢華生活場景留下深刻印象，而出生卑微的蓋茨比之所以能在短期內(nèi)積累起巨額財富，靠的是大肆販賣私酒。在1920-1933年間，根據(jù)美國當時的禁酒法案，釀造、運輸、販賣超過0.5%以上酒精含量的飲料均屬違法，最高可判罰一千美元并入獄半年。這一法令制定的出發(fā)點是因為認定“酒是犯罪的根源”，但實施的結(jié)果卻事與愿違，它并未達到消除犯罪溫床的目的，倒是抬高了販賣私酒的利潤，催生了有組織犯罪集團，還嚴重打擊了美國自身的葡萄酒行業(yè)，減少了聯(lián)邦及州政府原本來自酒稅的合法收入，并使社會上偽善盛行，最終不得不于1933年宣布廢除。

　　蓋茨比是靠販賣私酒發(fā)家的

　　當時的禁酒令還規(guī)定，在自己家里喝酒不犯法，但與朋友聚飲或酒宴便觸犯法律——兩千年前中國西漢初期的一條法律與之不無相似，漢律規(guī)定嚴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否則罰金四兩；漢武帝時法律禁止賣酒給群飲者，只有國家規(guī)定的喜慶節(jié)日里群飲才是合法的。然而，在這表面上的相似之外，內(nèi)在的原因則相當不同：中國古代的禁酒更多是由于酒所帶來的社會危害的實用性考慮（酒會消耗糧食和財富），偶爾出于道德理由（酒能敗德），但卻極少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

　　為了節(jié)約糧食而禁酒

　　作為一種酒精飲料，酒必定曾給原始社會的人們帶來巨大的愉快、迷醉、癡狂的感受，甚至可能進入某種宗教體驗，但它的負面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喝醉的人可能喪失理智，而釀酒也會消耗大量糧食，在食物匱乏的年代里無疑是奢侈浪費。正因此，所謂“酒池肉林”或癡迷于“醇酒婦人”，傳統(tǒng)上一向是對昏君常用的道德指控。早在殷周革命之際，周公就在《尚書·酒誥》中留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禁酒令，他反感商紂王時期那種“庶群自酒，腥聞在上”的頹廢社會風氣，有鑒于其亡國的教訓，故規(guī)定民間無故不得“群飲”，違者則“盡執(zhí)拘”，平時則只許在特定禮儀場合、在遵守飲酒之德的情況才可暢飲。

　　這條法令的精神后來得到不斷的重申，西漢初年的漢文帝時期便是如此，到武帝之后才逐漸松弛，除了政治和道德上的考慮，帝國初期的經(jīng)濟凋敝顯然也是原因之一。這兩方面的考慮時?；楸砝?，如東漢末年迭經(jīng)戰(zhàn)亂，民眾乏食，曹操在北方實施禁酒，表面上的理由是說夏周因酒而亡，政事多敗于酒；不料孔融卻寫了兩封《與曹公禁酒書》來反駁，舉出大量例子表明道德、謙讓、儒學、情愛也都曾導致亡國，如果酒能導致亡國，那不如把這些也都一并禁止算了，“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為戒也?！彼纱瞬鸫┝瞬懿俳频恼嬲鈭D只是實用性的：節(jié)約糧食。

　　實際上，魏蜀吳三國都曾實施過禁酒令。其中國勢最弱的蜀國甚至曾因天旱而禁酒，其法令之嚴苛，竟規(guī)定家中藏有釀具與釀酒同罪（見《三國志？蜀書？簡雍傳》），那無疑是因為旱災時糧食歉收。在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由于災荒頻繁，酒禁之令可謂史不絕書，并且大多載明是因為“歲饑”、“年谷不登”或“谷貴”的緣故?！吨袊嬍呈贰返谌硪虼嗽u論：“酒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經(jīng)濟原因。因為釀酒需要消耗大批糧食，而戰(zhàn)亂鵝自然災害會使糧食大幅歉收，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若還要用大批糧食釀酒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天災人禍又特別頻繁，酒禁是很自然的措施?！痹谔频伦跁r，由于人們連飯也吃不飽，極少人釀酒，以至于后來長安稍定，有人在街頭喝醉，竟被圍觀者視為“祥瑞”（見宋人曾慥《類說》卷二《鄴侯家傳》）。有酒有肉，在民間差不多是豐年自足生活的象征，那些水滸英雄們的理想也無非只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而已。

　　酒后失德是大忌

　　也并不是災年為節(jié)省糧食才禁酒，有時明明是豐年，但因為民眾在酒后爭訟或議政，也會遭到禁止?！段簳ば塘P志》記載：“太安四年（458）始設酒禁。是時年谷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非但如此，這一禁令還前所未有地嚴酷，竟規(guī)定“釀、沽、飲，皆斬之?！睂嶋H上，西漢初年的禁酒令的出發(fā)點之一恐怕也是避免酒后鬧事，明胡侍《真珠船？酒禁》就說，蕭何造律時規(guī)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不但恐靡米谷，且備酒禍也。”這一法令的精神甚至影響遠及日本，源平之戰(zhàn)后，源賴朝勝利進入京都并頒布新制十七條，之后又改為三十六條，其中包括禁止近鄰街坊歡聚飲酒；1336年，室町幕府頒布《建武式目》十七條規(guī)約，重申勿奢侈、行儉約，其中一條也是“禁止武士聚眾濫飲”。

　　酒后失德，自然也是人們擔憂的后果之一。中國歷來有“酒能敗德”之說，慣于“酒色”并舉，視為對道德、政事特別嚴重的潛在危害。宋人陳亮便曾說“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清人金纓更認定“敗德之事非一，而酗酒者德必??；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生必傷”。至于其對個人身體的傷害，傳聞先秦名醫(yī)扁鵲就曾說過“過飲：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見《本草綱目·酒》），然而這里的前提是“過量飲酒”，而非“飲酒”本身。

　　更何況，上述這些都屬于道德或養(yǎng)生上的訓誡，而非必須遵守的宗教戒律，也就是說，中國人并不將酒視為“罪惡”或“邪惡”，哪怕沾上一點都不行，飲酒本身也并不被視為“罪行”，尤其如果不過量的話。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宗教不甚在意戒酒，對吃素還更在意一些，惟有佛教反對飲酒，《四分律》中說：“飲酒有十過：一者顏色惡；二者少力；三者眼視不明；四者現(xiàn)瞋恚相；五者壞田業(yè)資生法；六者增致疾?。黄哒咭娑吩A；八者無名稱，惡名流布；九者智慧減少；十者身壞命終，墮三惡道?！薄端姆致伞窊?jù)傳是五世紀初姚秦時譯自印度上座部佛教法藏部的戒律，但從這十過來看，所說的也主要都是飲酒對個人的危害或不利，只有最后一條才從宗教上認定這是惡業(yè)——佛教所說的“三惡道”即地獄道、惡鬼道、畜生道。也是因為考慮到宗教戒律，以大護法自居的梁武帝曾下詔《斷酒肉文》，強制在寺院禁斷了酒肉。

　　然而漢傳佛教盡管從此吃素（南傳和藏傳佛教均不禁肉食），但對酒的禁止卻沒有貫徹到如此嚴格。所謂“酒肉穿腸過，佛祖心頭坐”的“酒肉和尚”，有時不僅不被視為不守戒律的惡僧，反倒還廣受人們歡迎，乃至受到極高的肯定——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酒醉后大鬧五臺山，職事僧人們抱怨他不守清規(guī)，但長老卻說“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啰唣，后來卻成得正果”；至于貪好飲酒的濟公，更是經(jīng)常被人稱為“活佛”。

　　為何禁而不止

　　在中國這樣一個追求現(xiàn)世福祉的社會中，無論出于道德、政治還是宗教上的理由，即便是再嚴厲的酒禁也不可能持久，因為民眾始終不可壓制地有飲酒的需求，在亂世里，飲酒還尤其能安撫人心，所謂“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怯禍，惟托于醉，可以粗遠世故”（見《石林詩話》），這也解釋了為何在魏晉這樣的亂世中，會出現(xiàn)那么多人贊頌酒的好處，而那些對現(xiàn)世苦悶的隱士們則更是如此，無論是“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都曾被后世視為酒神，以至于魯迅專門寫了一篇《魏晉風度與藥及酒之關系》。

　　此外，國家也需要從酒稅中獲取收入。據(jù)《北齊書·后主本紀》記載：武平六年（575）閏八月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這在唐代得到了延續(xù)，從酒類的制造、銷售中獲取酒稅成為國家的正當收入，只是朝廷的政策隨著時勢不斷變化：時而禁酒，時而榷酒；時而壟斷官營，時而開禁征稅。安史之亂剛剛平定之后的廣德二年（764），全國瘡痍滿目，急需資金，朝廷下令定天下酤戶，顧炎武后來就此評說：“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保ā度罩洝肪矶司平麠l）也就是說，名義上禁酒，其實又特許經(jīng)營，目的是在從中抽稅，而不是酒本身了。這些商稅收入對于支撐中晚唐的朝廷財政十分重要，據(jù)《新唐書·食貨志》，太和八年（834）天下榷酒156萬余緡，相當于15.6億文銅錢，如果按“斗錢百五十”的酒稅推算，那當時納入抽稅范圍的酒產(chǎn)量在一千萬斗以上，約合今六萬噸。在宋代之后，這種“寓禁于征”的做法幾乎成了通行的做法，乃至實行國家專賣政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