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精于報告寫作和文件起草，也是難得一見的演講家，其良好文風堪稱典范。他的文章，內容平實，文字洗練，“不晦于深，不墜于淺”，或長或短，皆如行云流水。

 他讀書多，學問好，但在文章中從來不“掉書袋”，不尋章摘句以炫弄博學。讀他的文章，經常感覺到，他無意于故作驚人之語，但卻往往語出驚人；他的講話，慢條斯理，有時甚至細聲細語，但卻是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他既善于三言兩語，點到為止；也善于長篇大論，出口成章，一氣呵成。有時候作一場報告四個小時，聽者卻依舊興味盎然，視同享受。 

關于怎樣做政策研究，杜潤生既有豐富生動的經驗分享，也有深邃曠遠的理性闡發(fā)。本文結合作者本人在九號院的工作經歷，試圖梳理分析杜潤生關于政策研究的精神追求、理念理論和方法原則。 也許可以說，杜潤生是在致力于開辟政策研究的新傳統。他的一系列觀點表述和行動探索，對于當下的智庫建設和政策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一、九號院里聽“精神” 

1982年8月，我進入九號院工作。此前四月，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成立，兩個機構合署辦公，杜潤生擔任主任。我被分配在秘書處。1989年下半年，這兩個機構相繼被撤銷。

九號院時期，我作為秘書處工作人員，有多種機會直接為杜潤生服務。杜潤生經常召集、主持各種會議，這些會議規(guī)模不等、層次不同，包括農口部長、省市領導的匯報討論、各類專家學者座談、來自縣鄉(xiāng)的基層官員座談、乃至機關內部工作會議等等。 由于秘書處崗位職責所系，我經常在這些會議上服務，有機會聽杜潤生的各種談話和講話，并在他的直接指示下，處理一些具體事務。從初入九號院至今，時間已經過去三十多年，然而當初的很多工作情景，甚至于杜潤生的言談、表情和舉止，卻依然如在眼前。 在九號院工作的后兩年，我對秘書處工作萌生倦意，曾要求轉崗到專題研究部門，也曾要求去做內部刊物編輯，卻都沒有成功?，F在想來，秘書處工作雖非研究一線，但是就政策研究的見識和修煉而言，也有很多獨特優(yōu)勢。 農研室撤銷后的一段時間里，杜潤生成為清查處理的對象，面臨著作為黨員能否登記的問題。當時，王郁昭主任主持清查處理和善后工作，我是王郁昭的秘書。在這個過程中，我對杜潤生有了另一種接觸和了解。 九十年代上半葉，我們仍然在九號院辦公，杜潤生、王郁昭、朱厚澤、吳像等人經常相約一起到地方調研，就像一個調研小分隊。在這種情況下，我隨同他們出差，為他們跑前跑后地服務，參加各種會議，在火車、汽車、飯桌和會議上，也參與他們的閑談。這種生活對于我來說是重要的學習熏陶。 在我的印象中，整個九號院時期，杜潤生經常強調研究人員的歷史使命感和工作精神。在宣布農研室和農研中心成立的第一次全體人員會議上，杜潤生說：“我們的任務明確，就是要探索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走什么樣的道路，制定什么樣的方針政策。這都是帶戰(zhàn)略性的問題。每個人要有歷史使命感，要樹立一種目標。” 

杜潤生提出，要以“三種精神”作為對每個工作人員的要求：“第一是要有獻身精神，希望大家不計個人利益，為農民獻身；第二要有民主精神，要群言堂，不能一言堂，大家暢所欲言，只有搞好民主，機關的水平才能不局限于領導人本人的水平；第三，要有科學精神，即克服思想中的慣性，實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身面貌來了解事物。” 

杜潤生要求，九號院要把這三種精神，作為單位工作的檢驗標準。他提出，他本人作為領導，以“三種精神”要求大家，也請大家以“三種精神”要求他。

 在一般情景下，關于“三種精神”的表述，難免給人以假大空之嫌，像是一種空泛的號召，但是，在1980年代的時代背景下，在當年九號院的特定場景中，再聯系到九號院內部的政策研究活動，特別是杜潤生個人在政策研究中的努力，“三種精神”這樣看似一般化的口號，背后卻頗有實在的內容。 

二、談智庫建設——“要辦成知識庫，不要辦成貨棧” 

在部署九號院機關工作的時候，杜潤生多次從中國改革發(fā)展的宏大歷史背景出發(fā)，討論智庫機構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說：“我們的國家機關，發(fā)號施令的人應該少一點，搞調查研究的人，應該多一點”。“每個領導者都不可能長期專注一件事，對于某件事常常接觸一下又放下?？恳荒陜H來接觸幾次就來解決問題是危險的。

 因此，必須有一批固定的專業(yè)化人員，對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經常性的、持續(xù)的調查研究工作。”“要防止領導者個人的偏好引起政策的偏離，就要注意發(fā)揮調研和咨詢機構的作用；要有這方面的稱職的專門機構”。 

九號院機構成立之初，杜潤生提出，農研室“是中央的知識庫，也可以說是智力機構”。他指出：“我們要注意知識積累，建立‘知識庫’,多儲藏點東西。而不要辦成簡單的‘貨棧’，今天進貨，明天批發(fā)。這個機構應該是一個知識的倉庫，保存各種材料，隨時備用。”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杜潤生意在把九號院機構建設成為一個高水平的智庫機構。他提出智庫要避免辦成“貨棧”，也是有感于歷史上一些黨政研究機構的缺陷?；蛘哒f，他是在努力吸取由于政策研究系統缺陷，而誤導政策的歷史教訓。

 對于九號院機構的設計，他曾數次向當時主管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匯報，親自擬寫了“農村政策研究室組織要點”，并報送萬里、趙紫陽和胡耀邦審定 為了辦好九號院智庫，杜潤生強調“機關對內要開放，對外也要開放”。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九號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工作機制，成為一個富有活力、促進創(chuàng)新的政策研究機構。 對內，九號院建立了高度靈活的內部組織結構。九號院的內部機構，我們通常稱為“三室六組”：

 “室”是行政部門，是編制內的局級機構，即辦公室、資料室和聯絡室。辦公室負責秘書行政工作，下設秘書處、行政處、機要處、人事處等單位；資料室負責資料信息服務工作，后來從農村信息聯系點發(fā)展分化出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和統計分析室。聯絡室負責外部研究力量的組織協調，設課題委托處、成果處、辦事處等單位。

 “組”是研究單位，按照研究課題設立六個組，分別是綜合組、體制組、生產結構組、流通組、戰(zhàn)略策劃組、理論組。1987年春天，在杜潤生的親自倡導主持下，經過全機關人人參與的大討論，根據新的農村改革形勢和任務，九號院重新調整了研究組的設置。

 九號院內部的職務體系也高度靈活，用今天的觀點來看，甚至是有些混亂。其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行政職務與級別分離”，“專業(yè)職務和行政職務并行”。 即研究人員分別按局級、處級等相應待遇，如“副處級研究員”“正局級研究員”，但是，級別與具體職務并不對應，如“研究組”組長可以由副局級研究員擔任，后期甚至有正處級研究員擔任組長，而正局級研究員可能是組員。 1987年下半年，九號院內部開始評定專業(yè)技術職稱。這樣，那些行政級別較低的研究人員，則可以按照專業(yè)職稱相應提升工資等待遇。

對外，九號院建立了強大而廣泛的研究網絡，實現了自身研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有效整合。農研中心設有理事會和評議委員會。 理事會主要由有關黨政部門負責人、科研機構負責人和若干著名專家學者組成，杜潤生擔任主任。理事會每年開一次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研究的重大選題和方向性問題。 評議委員會主要由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負責研究成果的評審。農研中心還從高校和科研機構、黨政官員中，聘請了特約研究員、通訊研究員，總數約有百人。

 九號院的工作氛圍相當寬松開放?，F在人們還在津津樂道的是：當時內部稱呼很少稱職務，人們習慣稱杜潤生為“老杜”，而不是“杜主任”或“杜老”。其他主任和秘書之間的稱呼也是如此，例如，經常有秘書稱自己的主任為“老劉”，主任則稱自己的秘書叫“小王”。這當然是整個八十年代高層政治生態(tài)的特色，但在九號院內部，這種輕松氣氛尤為突出，言論空間的寬松，更加可以想見。 有九號院的同事當時到杜潤生的辦公室，可以說是“推門就進”，此話雖然不無夸張，但是大體屬實?？陀^上來說，這種情況與單位里人員數量少有一定關系。我剛到九號院工作時，機關大概只有五六十人，即便七年后解散時，也只有一百二三十人。 但是，這種寬松氛圍的出現，有賴于杜潤生的工作作風，是他在刻意營造一種自由寬松、暢所欲言的氛圍。這也許可以說體現了他所說的“民主精神”。他在一次會上說：“我多年來的體會是，思想不能近親結婚，而是要遠緣雜交，互相交鋒。這就需要民主的氣氛，每個人都參與，都充分發(fā)表意見。否則是很危險的。”

盡管九號院內的自由氛圍如此濃烈，杜潤生仍然不滿意。1984年初，在九號院工作人員會議上，他指出：“我們的機關作風不生動，不主動，還有官僚主義習氣，多年來形成的機關化作風要改變，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科學的、戰(zhàn)斗的作風，機關要對內對外開放，要是一個大熔爐，能沸騰、活躍起來，使每一個人能得到訓練。既要保證個人正常發(fā)展，又要保證整體的協同效益。我們不提倡封建人身依附，不是等級制，是崗位分工不同。干群之間不是貓鼠關系，而是平等關系”。現在，很多人回憶起九號院，常常首先提到的是那種寬松、活潑、創(chuàng)新的氛圍環(huán)境。 

九號院的經驗顯示，成功的政策制定過程應當是開放的過程。開放型政策研究需要以開放型政治過程為依托，而政策研究的開放性，又進一步促進政治過程的開放性。這或許是八十年代中國政治的重要特點。 

三、談調查方法——“要有客觀態(tài)度，要拉長線” 

杜潤生重視深入農村搞調查，重視從基層收集信息，這種工作作風，從他在國家農委工作時期就開始形成了。1979年初，國家農委成立，杜潤生擔任副主任，主管政策研究。在他的主導下，農委政策研究室組織在校大學生利用假期回農村調查，稱為“百村調查”。 

當時，九號院動員組織北京高校的在校生回村調查，給這些大學生補貼回家路費，有時還給學生們開介紹信。九號院當時有些年輕同事，就是因為在學校讀書時參加這樣的調查而被分配進來。農研室成立后，農村調查進一步規(guī)?；?、常態(tài)化，并成立了專門機構。 

杜潤生談調查方法，首先從強調調查的極端重要性開始。在一次會議上，杜潤生談到課題委托工作，他明確要求：“所有的委托研究課題，都要到農村做實地調查，不做調查的研究課題，就不要委托”。為了強調調查的極端重要性，他用開玩笑的口吻繼續(xù)說；“不做調查的課題，如果要委托也不要委托別人，可以統統委托給我”。 

為什么要重視調查？杜潤生主要是從歷史的教訓中，說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1983年3月，在全國農村信息點工作座談會上，他說：“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凡是注重調查研究的時期，就是我們的工作最健全的時期；凡是不注意調查研究的時期，就是工作上出毛病的時期，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保守主義、冒險主義都出來了”。 

“多少年來，對于我們干擾的問題，是調查材料的取舍問題。任何搞調查的人的思想，都不免受當時輿論的支配，免不了迎合性。因此，過去形成一種說好一切都好，說壞一切都壞的狀況。去年起草文件時，我專門把公社化時期的調查研究材料拿出了兩大本看了看，上邊把那時發(fā)生的事說得一無缺點，一切都好，一切都發(fā)展，事實上并非如此。可見取舍材料是很關鍵的。” 怎樣才能做好調查？杜潤生經常強調的是兩點：第一要有客觀性，第二要有長期性。 

關于在調查過程中要堅持客觀性的態(tài)度，杜潤生說：“搞調查研究就要盡量客觀一點。不要隨便舍棄不支持你的見解的東西，也不要專門去找那種事實。任何一個概念，一個規(guī)律，一個法則，都不會和客觀事實完全吻合。不能說我講了一句話，到處都適用。” 

他還專門講到如何處理在調查過程中獲得的材料：“概念和材料不要絕對化，調查研究也不能絕對化。也許你舍棄的材料，恰恰就是我們最需要研究的問題。因此，我們搞調查研究，不要害怕不符合既定模式，既有的觀念，既成的理論，調查結果與既定的結論觀點可以是不一樣的。” “不要一發(fā)現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東西，就批評人家觀點不對。如果我們搞調查研究，不能拋棄一些過時的個別結論，不能反映事物的另一方面，這樣的調查材料無助于指導變革”。

關于調查工作要長期堅持，杜潤生指出調查要“長期化、系統化”。他強調做調查要注意長期積累。他說：“我們的調查研究要拉長線，不是只拉短線。有些材料是馬上就要用的，有些材料是為以后使用準備的。” 1983年初，九號院開始部署在全國每個省選取十個左右的村作為調查基地，同時，在全國19個地區(qū)57個縣設立長期信息點。在這次工作會議上，杜潤生解釋了為什么要在黨政系統之外，單獨建立自己的信息聯系點。 他說：“建立信息點是一個新做法，目的是使信息更直接來自基層。通過行政的渠道反映也可以，但信息要經過加工，如果經過縣、地區(qū)、省逐級加工，費時太長，而且可能有失真之處。我們想直接得到一些信息，這就是原來建立信息點的本意”。 針對參加會議的有些地方官員提出，需要中央發(fā)文件專門部署再啟動的建議，他說：“大家反映目前搞力量不夠，機構人員不定不好搞。這當然有道理。不過這件事最好早些準備，準備越早越好。全國搞三百多個村的調查研究，早一點部署為好。不一定非要等中央發(fā)指示不可。中央總是說要調查研究，沒有任何文件上說不要搞調查研究，不要先行試點。所以不要等中央文件再干”。（杜潤生文集上冊，第131頁）。 

杜潤生對研究人員提出調查方面的嚴格要求：新來機關的青年，每年至少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半年。他說：“不這樣親身體驗，就不了解農村，就不夠格做農村工作”；他還提出，機關的青年人要一個月舉行一次報告會，每個人要報告自己一個月以來的調查研究新發(fā)現。1982年秋天，九號院曾經下派人員到安徽鳳陽縣掛職副鄉(xiāng)長。我本人曾報名，但是沒有獲準，秘書處派了別的同事去。 

杜潤生不僅要求九號院工作人員經常深入農村搞調查，而且他自己就是做農村調查的榜樣。根據高文斌秘書的記錄，從1980年到1984年間，杜潤生走遍了全國25個省240個縣。 他下農村調查，走街串巷，深入農戶，很少兩三天就回北京，經常下去一次就是十來天，有時候一次外出調研就達到一個月的時間。在外地出差的時候，經常晚上還要開座談會。有的偏遠地方，他有意重復去調研，過兩年去一次，通過前后對比發(fā)現問題和經驗。 杜潤生的這種調查方法，與現在的高級干部下基層調研，顯然有多方面的不同。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以這樣的方式做農村調查，凝聚了一種特殊的精神。 當年九號院能起草出至今備受稱道的五個一號文件，扎實的基層調查是重要基礎。正如在杜潤生追思會上，有學者所指出的：好的政策文件，不是閉門造車寫出來的。

 四、談研究方法——“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 

在多種場合，杜潤生經常闡述他關于研究方法的經驗和觀點，告訴大家怎樣在調查基礎上展開研究。

 我印象最深的是，杜潤生結合政策研究中的常見問題，特別要求大家在研究中避免犯兩種錯誤： 第一，注意避免政策意見的一面倒。他告誡大家，研究中要注意正反兩方面的意見，不能被單方面意見所左右。 他講到：“調查完了要注意研究，研究的時候，要注意正反兩個方面的意見。要搞點逆向推理法。這樣干有什么好處，換一種辦法又有什么壞處？當你提倡一件事情的時候，就要注意為什么有人反對，他的根據是什么；當你反對一件事情的時候，要注意研究為什么有人支持，它為什么能夠產生，為什么能夠發(fā)展。 比如‘大鍋飯’是怎么產生的？因為它反映了社會主義時期一部分農民的要求。鐵飯碗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客觀根據。改變它，要有一個分寸。鐵飯碗要反對，但是沒有一個飯碗也不行。去掉鐵飯碗只能改變干不干一個樣，至于飯碗總要有一個?？傊?，調查研究也要開創(chuàng)新局面，把它作為社會科學的科學實驗來搞”。

 第二，注意避免政策意見先入為主、一成不變。他告誡大家，政策觀點的形成，對于問題的認識，是個不斷修正的過程，不要被第一次的認識所束縛。他反復提醒說：“千萬不要固定第一次對于事務的認識，那往往是錯誤的，一定要在不斷地學習實踐，聽取不同意見中進行修正，最后的結論往往和你第一次的認識完全不同”。 從基本研究方法來說，杜潤生經常強調的是思維方式問題，即處理好“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系問題。在很多次會議上，特別是對年輕研究人員提出工作要求的時候，杜潤生反復告誡大家要多用“歸納法”。 1984年2月，在中國農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討論會上，杜潤生在講話中重點討論了研究方法問題，他強調政策研究要“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

他指出，歸納法和演繹法是兩種論據不同的推理、證明方法。演繹法是根據一般原理推論、證明特殊事實的方法，其思維過程是從一般到個別；歸納法是用大量特殊事實推論、證明一般原理的方法，其思維過程是由個別到一般。歸納和演繹是互相聯系，互相補充，密不可分的。” 為什么要多用歸納法?杜潤生從兩方面進行闡述:

 一方面，所以要強調歸納法，是因為“新事物層出不窮，有了歸納法，就可以隨時把新事物的發(fā)展變化，納入我們的視野之內，避免犯教條主義錯誤，對廣大中國土地上發(fā)生的新事物給以確切評價，用大量經驗豐富我們的理論。實踐永遠是生動的、常青的，永遠是走在理論前面的。有些新事物雖然本身沒有多大力量，還不普遍，還沒有起到左右全局的作用，但它有一種指路的作用”。 

另一方面，所以強調歸納法，是因為“我們過去分析問題時沿用演繹法，有不甚妥當的地方。把固定于自己頭腦中的個別結論，當做指導一切的原則前提，用于推斷一切。在前提不定的條件下，應用演繹法代替了真正的綜合”。 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列舉了歷史上一些由于忽視從生活中歸納提煉，而是從理論條條出發(fā)來制定政策，而導致的嚴重失誤。 杜潤生討論研究方法的時候，不僅重視一般研究人員的研究方法，而且重視權威機構或領袖人物的研究方法。在他看來，權威機構和領袖人物重視研究方法尤其重要。

1997年2月，在農業(yè)合作化問題座談會上，他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他指出，人類社會必須有權威性機構和領袖人物，以保證公共事務的正常運行。但權威效應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負面的。這種差異取決于決策之前，是否充分占有信息，從而做出正確判斷。情況不明決心大，是違背科學決策原則的?？墒?，任何機構和領袖占有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信息是無限的。

 五、談思想方法—“我沒有主義，有主義也是經驗主義” 

“主義”之爭貫穿百年中國近代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杜潤生在研究工作中，較少正面討論這個問題。大致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杜潤生關于主義的思考不斷深化。 他認為，“主義”問題意思不大，還是應該多做實實在在的調查研究，多討論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安排。早年關于家庭承包的“主義”之爭，隨后關于私人能否購買拖拉機、可否準許雇工等問題，都有很多引經據典、一本正經的“主義”之爭，當時非常嚴肅，后來感到可笑。 他多次說：“我沒有自己的什么主義，有主義也是經驗主義”。他在表述自己“沒有主義”時，還引用了鄧小平的話。“聽說鄧小平1987年就說過，只要國民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杜潤生文集下冊，山西出版集團，2008年7月第一版第1464頁）

 杜潤生說“我沒有自己的主義”，這種表述簡單而樸素，但是卻含義深刻。我認為，這是帶有根本性的思想方法。任何理論體系或者“主義”都只能解釋局部社會問題，因此都是有局限、有缺陷的，所以，理論體系應該是開放的、發(fā)展的，應該是基于生活現實的變化而不斷改進的。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杜潤生更認同“經驗主義”。在我看來，杜潤生所說的經驗主義，既有西方現代經驗主義哲學基礎，同時又基于對中國社會發(fā)展改革現實問題的觀察和思考。進一步說，杜潤生的“沒有主義”或者是“經驗主義”，不僅是一種哲學觀點，或者具體來說是一種認識論立場，同時也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主張。 因為沒有既定的“主義”，所以需要從現實經驗的觀察考量中，形成認識判斷，做出政策選擇。由此更加可以理解，為什么杜潤生特別強調歸納法。 在經驗論者看來，對事物因果關系作出判斷的基本途徑，就是經驗，歸納是經驗的推理，或者說，歸納法是經驗主義的邏輯基礎。 再進一步說，因為一切都是基于現實的經驗總結，則經驗主義立場，又可以衍生出新的懷疑論。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和理論立場，所以杜潤生具有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襟抱，善于營造自由寬松的研究工作環(huán)境。

 從根本上說，杜潤生“沒有自己的主義”，其實也是一種主義。正是因為沒有“主義”，才使得他拒絕任何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思維，以包容、寬松為領導風格，造就了九號院生動活潑、暢所欲言的工作氛圍，使得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都能夠充分交流表達。 

當年的九號院領導人中，其實不獨杜潤生如此，王郁昭、朱厚澤、吳象、張根聲、劉堪等人，就思想風格來說，都屬于所謂“沒有主義”的人。如果從深處探究，包容寬松不僅是一種心態(tài)胸懷和個人品行，更是一種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生機勃發(fā)的時代，在中國改革史上顯然屬于黃金歲月，正在引起人們越來越高的研究興趣。在本人看來，探討這個時代的改革業(yè)績和政策研究，無法不關注杜潤生。

（作者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