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對這些案例的研究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制度的不同能夠導致巨大的國家財富差異，這種差異甚至在地理環(huán)境方面毫無差異的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經濟學家對了這一發(fā)現進行概括總結，繼而得出結論，認為制度是國家間貧富差異最為關鍵的因素。這一結論為我們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說明為什么有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窮——在第一章，我給出了有理有據的詮釋，說明為什么地理因素對于國家間的貧富差異也具有重要意義。經濟學家們還對他們稱之為“良好制度”的概念給出精確的定義和具體的論述。這一術語的意思是：經濟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能夠激勵人民以個體身份積極從事生產，以便積累國家財富。
經濟學家們對何為良好制度做了充分的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遴選出至少十幾種典型的良好制度。現在，我就開始談談這十幾種良好制度。有一點我要說明，我并不打算把它們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也就是說，我首先談到的良好制度并不比我后來談到的更為重要。
        一、良好制度的一個明顯例子就是沒有腐敗，特別是沒有政府的腐敗。假如一個人清楚地確信他或她能夠擁有自己努力工作的結果，那么這個人就更容易受到激勵去積極努力地工作。但是，假如這些努力工作的成果極有可能因政府官員的腐敗或者企業(yè)腐敗而減少或者被挪用，那么情況就正好相反。
       二、良好制度保護私有財產權，防止政府沒收或者私人盜竊，這一點也與沒有腐敗有著密切的關系。再者，假如政府制定的法律允許沒收你們的勞動成果，抑或，假如其他人可以竊取你們的勞動成果，你們?yōu)槭裁催€要努力工作呢？
       三、更為普遍的且與上面已經提到的兩個良好制度相關的是法治。假如法律明確規(guī)定應該發(fā)生什么，并且假如這些法律條文確實能夠得到執(zhí)行，那么，你就會很清楚，為了積累你們的私人財富，你會去做什么，不會去做什么。
       四、關于法治的最為具體的例子就是執(zhí)行合同——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假如你與政府或者與另一私人或私人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并且假如你確信，即使對方想要撕毀合同，政府的政策也會允許你去執(zhí)行合同，那么你就會繼續(xù)工作，因為你確信會有機會從付出中得到利益。
       五、以上我們談論了良好制度的四個方面，另有一個方面在某種程度上與以上四個方面相關，那就是激勵公民進行金融資本投資并提供機遇。你們的資本不會被沒收，不會被腐敗所吞噬，會受到法律和合同的保護，僅僅知道這些是不夠的。假如你的資本只能藏在床下，沒有機會利用資本去投資，對于你來說，你的資本除了購買作用外，就沒有什么其他用處了。但是，假如你們能夠進行資本投資，那么資本就會增長，產生更多的資本。這樣，你們就會受到鼓勵，更加積極主動地去工作。因此，擁有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的國家為資本提供了增長機會，為公民提供了工作的動力。
      六、至此，我們已經舉了五個關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它們之間相互關聯。另一個關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可以被視為法治的一部分——被殺害的概率低。在一個國家，當一個人總是感到身體處在會受到傷害并有可能被殺害的危險狀態(tài)之中，這個人就不得不花費精力保證能夠活命。想辦法活命成了當務之急。假如一個人甚至都無法確保自己活著，努力工作和資本投資就不得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例如，在挪威，被殺害的概率低，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挪威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但是，在洪都拉斯，被殺害的風險高，這一原因與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洪都拉斯成為一個貧窮的國家。
      七、關于良好制度的另一個例子，用術語來表示，就是“政府效能”（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一個國家的政府擁有切實可行的、成文的法律，這還不夠。政府必須有效地執(zhí)行這些法律條文，來制定能夠促進國家發(fā)展的政策，來培養(yǎng)和選拔高素質的政府官員。
       八、在我隨后提出的關于良好制度的四個例子中，我將轉向金融制度方面。經濟學家們喜歡強調控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性。今天，假如你們國家的貨幣可以被預期在未來幾年內具有幾乎相同的價值，那樣的話，你們采取一項長期理財計劃還是有意義的。但是，假如你們的國家處于一種不可控制的通貨膨脹狀態(tài)，就如同1923年發(fā)生在德國的通貨膨脹，以及近年來發(fā)生在阿根廷的通貨膨脹，你們何必還要為了掙錢而辛苦工作呢？你們掙到的錢在幾周之內甚至在幾小時之內就會貶值。
       九、經濟學家們還強調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的資本暢通。從短期來看，限制資本流通對于保護初期階段的經濟增長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限制資本流通是不利的，因為它使得一個經濟體無法與其他高效的經濟體之間進行競爭，而這種競爭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十、同樣，經濟學家們還強調打破貿易壁壘的重要性。從長遠角度來看，貿易壁壘容留低效能的產業(yè)，使低效能產業(yè)不暴露在其他國家高效能產業(yè)的競爭環(huán)境之中，最終會對自己的經濟造成損害。
       十一、與資本流通和商品流通這兩個因素相關，經濟學家們強調貨幣交換的開放性。假如公民和產業(yè)能夠將他們國家的貨幣轉換為另一些國家的貨幣，因而能夠購買海外的商品，而不是在轉換貨幣時困難重重，他們會更加積極地去生產產品。比方說，其個國家的人民只能用他們的所得工資購買本國生產的種類不多的商品而不能夠購買種類繁多的別國的商品，這個國家的人民為什么要自愿地去努力工作呢？
       十二、最后，關于良好制度剩下的一個例子是，經濟學家們強調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教育投資。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一個良好的教育體制，那么，大多數公民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找到合適的工作。反過來說，政府也因此發(fā)展了所有公民的經濟潛力，而不僅僅是那些能夠獲得教育的少數公民。
       毫無疑問，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這些良好制度，是解釋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的重要原因。像挪威那樣擁有良好制度的國家往往會變成富裕國家，像尼日利亞那樣不具備良好制度的國家則往往會成為貧窮國家。
但是，針對良好制度對于國家富裕和貧窮的影響，許多經濟學家得出了更大膽的結論。他們觀察到，良好制度絕對能夠最大限度地解釋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而有的國家貧窮。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將它們的政策、對外援助、貸款以及捐贈建立在這一詮釋的基礎上。
       然而，人們日益意識到，基于良好制度的詮釋并不完整。這種詮釋本身并沒有錯：可以肯定地說，它包含了許多真理；然而，它卻并不完全。
        我們之所以說良好制度的視角并不完全，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這一看法并未說出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一些國家擁有良好制度，而另一些國家則沒有？例如，為什么荷蘭最終形成了對促進國家發(fā)展更為有效的制度，而贊比亞卻沒有形成這樣的制度？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的、不可預測的事件嗎？假如良好制度真的能夠在任何一處隨意一躍而出，為什么將良好制度移植到那些現在尚無良好制度的國家卻困難重重？
        換句話說，一味強調良好制度，這種通常的看法混淆了我們可以稱之為近因（proximate cause）或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與終極原因（ultimate cause）或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兩個概念。
      經濟學家們不應當只滿足于給出如下的定論：挪威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因為挪威鮮少謀殺事件，而尼日利亞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因為尼日利亞謀殺事件時有發(fā)生。我們不能只是告訴尼日利亞人，讓他們停止相互之間的謀殺行為，并由此希望能夠成功地終止尼日利亞的謀殺活動，達到促進尼日利亞富裕的目的。為什么在尼日利亞而不是在挪威普遍存在謀殺事件、腐敗行為、漠視私有財產權利、不履行合同以及其他不良現象？對此，我們必須了解其終極原因。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弄清楚良好制度是怎樣形成的。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將良好制度看作事實予以接受，認為良好制度似乎可以隨意地從天而降，落到某些國家，而沒有落到另外一些國家。我們必須探究人類社會所建立的復雜制度的深刻歷史淵源，以便更好地理解良好制度的起源。
       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學家們特別強調的復雜制度的終極起源，讓我們追溯到1.3萬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時期末期的人類歷史。1.3萬年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類都以狩獵或者采集為生，而不是依靠農耕或者放牧。與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形態(tài)的社會——諸如意大利和美國——相比較，那個時期的所有狩獵者和采集者都處在相對簡單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之下。狩獵者和采集者生活在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環(huán)境：平均而言，當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量要比現代意大利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量少得多。狩獵者和采集者獲取的食物很少會有剩余，或者根本沒有剩余，可以儲存下來以備后來食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每天打獵或者采集到的食物，只夠當天的消耗。相反，今天的意大利農民們所生產的糧食，以及從農民那里購買糧食的意大利人所儲存的食物，足夠他們消耗很多個星期甚至幾年。大多數狩獵者和采集者都是流動的：他們并不住在永久性的房子里或者生活在鎮(zhèn)子里，他們每天或者每隔幾周就得移動他們的帳篷，跟著食物供應的季節(jié)變化遷徙。在這些狩獵者和采集者的社會中，還沒有出現錢幣、國王、股票市場、所得稅、銅制或者鋼制工具、機動車，或者原子彈。
       在隨后的1.3萬年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所有這些復雜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出現了食物儲存、城鎮(zhèn)、歐元和美元、國王和總統、股票市場以及所得稅？所有這些都是復雜制度的內容。有的時候，復雜制度是優(yōu)良的；有的時候，復雜制度則是不良的。但是，假如一個社會沒有復雜的制度，那么，它就不可能擁有優(yōu)良的復雜制度，保證這個社會發(fā)展成為富裕的社會。
       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表明，從根本上來說，復雜制度的形成和發(fā)展首先依賴于人口稠密且穩(wěn)定的社會，其農業(yè)使得余糧儲備成為可能。更確切地說，形成復雜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農業(yè)，而第二個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穩(wěn)定社會，其農業(yè)生產使得余糧儲備成為可能。余糧儲備包括因農業(yè)和畜牧業(yè)的發(fā)展使得小麥、豆類以及奶酪的儲備成為可能。這些余糧儲備可用來養(yǎng)活從事非糧食生產的其他行業(yè)的人口，如國王、銀行家、學生和教授們。因此，沒有農業(yè)作為先決條件，就不會有國王、官僚、商人、發(fā)明家、中央政府、發(fā)達的部落聯盟和國家、文字、金屬工具、市場經濟、國家忠誠（而非僅僅是家族忠誠）、受過教育的有文化修養(yǎng)的公民、由政府主導的法治以及大學。沒有一個狩獵者或采集者的社會發(fā)展出了所有這些東西的任何一種。但是，在意大利、美國以及其他擁有國家政府的社會，公民們已經對這些習以為常。
       但是，如果農業(yè)是復雜制度發(fā)展的終極原因，那么，為什么農業(yè)沒有在世界各地都發(fā)展起來，以便在世界各地都促成復雜制度的形成和發(fā)展？為什么尼日利亞沒有像挪威那樣發(fā)展高效農業(yè)，建立良好制度？
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其他學科還向我們展示了，農業(yè)的發(fā)展在世界各地并不均衡。要知道，一個地區(qū)的農業(yè)發(fā)展需要這一地區(qū)具備可馴化、可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然而，野生動植物物種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并不均勻。大多數野生動植物物種不可馴化或改良，比如橡樹和熊就從來沒有被改良和馴化過。我們可以進行改良的野生植物物種極少，包括小麥、稻米、玉米、豆類、馬鈴薯、蘋果和其他植物。我們可以馴化的野生動物物種就更少了，包括奶牛、綿羊、山羊、馬、豬、狗和其他幾種動物。
       那些農業(yè)發(fā)展所必需的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集中分布在世界上僅有的幾處。有趣的是，在被稱為現代糧倉的地區(qū)，諸如波河河谷、加利福尼亞、美國大平原、法國和德國種植地區(qū)以及澳大利亞小麥種植帶，幾乎沒有可以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相反，在中東被稱作新月沃地的地區(qū)，以及中國、墨西哥、安第斯山脈和世界上的其他幾個地區(qū)，分布著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告訴我們，大約在這些區(qū)域中的九處，包括新月沃地在內，獨立出現了農業(yè)；在當時，這些獨立出現農業(yè)的區(qū)域的確擁有許多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從公元前9000年的新月沃地到大約公元前2000年的美國東部地區(qū)，農業(yè)在這些區(qū)域先后獨立出現。隨后，農業(yè)從這些局部區(qū)域向世界其他地區(qū)分布開來。例如，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農業(yè)從新月沃地傳到荷蘭，約在公元前5000年農業(yè)傳到意大利。直到公元后，農業(yè)才傳到贊比亞。
       然而，市場經濟、國王、稅收、文字、金屬工具以及其他與文明福祉相關的發(fā)明和成就均在上述九個農業(yè)區(qū)域或者在它們附近完成。結果，包括新月沃地在內的九個農業(yè)原發(fā)地以及不久后從農業(yè)原發(fā)地迅速蔓延開來的其他地區(qū)——如意大利和荷蘭，就比世界其他地區(qū)具備了向復雜制度發(fā)展的領先優(yōu)勢。基于此，我們不能夠簡單地說，古代羅馬人比古代贊比亞人更聰明；而是應該說，古代羅馬人的運氣遠比古代贊比亞人要好得多，因為種類繁多的可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以及已馴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物種更早地傳播到了古羅馬。
       農業(yè)發(fā)展的這一歷史結果告訴我們，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qū)，國家這個復雜制度所經歷的時間長度各不相同。在希臘和中國，國家的歷史長達4000年；在意大利，國家的歷史約有3000年；但是在新幾內亞的某些地方，國家的歷史只有30年。
       很難將幾千年的人類發(fā)展結果濃縮到一代之中，即使得到外國的援助也無濟于事。荷蘭擁有農業(yè)的歷史長達7500年，而贊比亞只有2000年的農業(yè)歷史。荷蘭擁有文字的歷史長達2000年，而贊比亞只有130年的文字歷史。荷蘭擁有獨立政府的歷史長達500年，而贊比亞擁有獨立政府的歷史只有40年。悠久的農業(yè)歷史以及由于農業(yè)的發(fā)展而有可能產生的其他復雜制度，就是今天的荷蘭遠比贊比亞富裕以及今天的意大利遠比埃塞俄比亞富裕的原因。
       今天，即便考慮到其他變量，經濟學家們得出的結論依然是，擁有悠久農業(yè)歷史以及得益于農業(yè)發(fā)展而形成的悠久政府歷史的國家，比那些農業(yè)歷史短和政府歷史短的國家享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悠久的農業(yè)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就國家之間平均收入差異而言，50%可以歸因于農業(yè)歷史的長短。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我們比較那些在近代收入依然低下的國家，像日本、中國和馬來西亞這樣政府歷史悠久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還是要高于贊比亞和尼日利亞這些政府歷史短的國家。一些政府歷史很短的國家即使比一些政府歷史悠久的國家擁有更加豐富的自然資源，依然不如后者經濟增長率高。因此，我們更有理由說，經濟增長速度更快的是那些擁有悠久政府歷史的國家。也就是說，盡管擁有悠久政府歷史的國家在進入現代世界的時候還很貧窮，但是它們比那些政府歷史短的國家更容易趕上經濟快速發(fā)展的步伐。
       關于這一趨勢，我們從50年前大多數經濟學家做出的一系列錯誤的預測中看得非常清楚。20世紀60年代，韓國、加納和以及菲律賓都是貧窮的國家。對于這三個國家在未來的發(fā)展情況，哪個國家會變得富有，哪個國家會依然處于貧困狀態(tài)，經濟學家們曾經打過賭。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加納和菲律賓將會變成富裕的國家，而韓國則會依舊貧窮。這些經濟學家對于他們做出的預測是這樣解釋的：加納和菲律賓都是熱帶國家，那里的環(huán)境有益于糧食生長，那里的自然資源豐富；相反，韓國處于溫帶地區(qū)，氣候相對寒冷，自然資源貧乏，似乎沒有占據什么有利條件。
       當然，50年后的今天，活生生的現實是，韓國一躍成為經濟發(fā)達國家，而加納和菲律賓則依舊貧窮。對這一發(fā)展結局的解釋是：韓國緊鄰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農業(yè)、文字、金屬工具和政府的人類發(fā)展中心之一。朝鮮很早就從中國接受了這些文明成就，到了公元700年，形成了統一的國家。因此，朝鮮擁有復雜制度的歷史很悠久?，F在，地處北部的朝鮮正浪費著歷史賦予它的優(yōu)越條件。地處南部的韓國獨立伊始，還處于貧窮狀態(tài)，但是具有創(chuàng)造財富所需的制度上的先決條件。它只需要獨立、軍事安全以及美國給予它的外國援助，原有的優(yōu)勢就能得到發(fā)揮。這樣，韓國很快便達到了發(fā)達國家的生活水平。相反，直到公元前2000年，菲律賓才從中國那里學到了農業(yè)生產；而加納的農業(yè)直到大約公元前3000年仍處于生產率低下的狀態(tài)，并且?guī)缀鯖]有家畜和家禽。加納和菲律賓直到最近幾個世紀被歐洲殖民之前，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沒有強有力的政府。正因為如此，無論菲律賓和加納的自然優(yōu)勢如何，它們缺少復雜制度的歷史，而復雜制度的歷史恰恰是促使韓國迅速成為富裕國家的動因。
       接下來，我們討論最后一個涉及國家財富和貧窮的制度因素，并以此作為本文的結束。我們一定會好奇，在被歐洲殖民的500年之前，許多歐洲之外的國家曾經是它們所在區(qū)域最為富裕的國家。為什么這些國家在今天卻變成了相對貧窮的國家？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經歷了一個“命運的逆轉”：500年前曾經富裕，今天卻變得貧窮。是什么導致了這一命運逆轉？
       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門·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提供了一種解釋。他們認為，這個歷史性的命運逆轉由歐洲殖民的不同模式所致。500年前，當歐洲人開始在全球殖民擴張的時候，他們發(fā)現，一些溫帶國家適宜歐洲人定居，但那里的原住民群體沒有多少可供剝削的潛力——諸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歐洲殖民擴張者們還發(fā)現了一些熱帶國家，這些熱帶國家的熱帶疾病阻止了歐洲殖民者大規(guī)模定居下來，從事農業(yè)生產；但是，那里的確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利于開發(fā)——諸如墨西哥、危地馬拉、秘魯、玻利維亞、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歐洲殖民擴張主義者還發(fā)現了一些熱帶國家，這些國家沒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作為開發(fā)的勞動力，也沒有豐富的資源可供開發(fā)；并且這里的地理和氣候條件對于到這里定居的歐洲人勉強還算健康——諸如哥斯達黎加。在那些擁有足夠的可供歐洲殖民者剝削的原住民的熱帶國家里，歐洲殖民者并沒有把大量歐洲人移民過來，成為獨立農民；這些少量的殖民者變成了統治群體：政府官員、士兵、牧師和商人，靠榨取原住民的財富和勞動力獲利。實際上，歐洲殖民者向這些國家引入了殖民政府，這些殖民政府的制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腐敗的，建立在剝削本地人民的基礎之上。
       殖民時代末期，這些從前富裕的殖民地實現了獨立；同時，它們也從它們的歐洲殖民者那里繼承了腐敗的政府制度這一遺產。直到今天，這些曾經的殖民地國家依然在盡最大的努力排除政府的腐敗。相反，當歐洲殖民者來到那些沒有可供他們剝削的原住民的國家，這些歐洲殖民者定居下來，不得不自己從事勞動，謀得生存。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不是基于剝削，而是鼓勵個體努力工作的政府。
      關于命運逆轉，中美洲的歷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今天的中美洲分為五個國家：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達黎加。當西班牙殖民者來到中美洲的時候，當時最為富裕的、人口最為稠密的地方是現今墨西哥邊境以南的危地馬拉。西班牙人將整個中美洲納入總督的統治之下，總督府設在危地馬拉。這個總督府的經濟基礎是榨取礦產資源財富和印第安人的勞動力，而它依靠的是西班牙軍隊和牧師。相反，由于幾乎沒有可供開發(fā)的自然資源，缺少可供殖民者剝削的原住民勞動力，哥斯達黎加只吸引了那些情愿自食其力的歐洲人。這些歐洲人在哥斯達黎加定居，引入歐洲模式的政府制度來管理他們自己。
       也就是說，直到近代，危地馬拉一直是中美洲最為富裕的地方，而哥斯達黎加則是最為貧窮的地方。當中美洲人民掙脫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贏得獨立的時候，中美洲起初成為一個聯邦共和國；后來，這個聯邦共和國分裂為我在上文說到的五個國家。今天，哥斯達黎加已經成為中美洲最為富裕的國家。哥斯達黎加的平均收入是危地馬拉和其他中美洲鄰國的兩倍。哥斯達黎加擁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體，而其它的幾個鄰國卻飽受獨裁統治之苦。1948年，哥斯達黎加廢除了軍隊。在哥斯達黎加，沒有一個令人深感壓抑的教會。在哥斯達黎加，腐敗受到懲罰；而在其他幾個鄰國，則不是這樣。哥斯達黎加有四位前總統因腐敗問題而被投入監(jiān)獄！有人可能會說：“四位總統因為腐敗而被投入監(jiān)獄，這難道不可怕嗎？”是的，這的確很可怕。但是，如果這四位腐敗的總統依然自由而不是被投入監(jiān)獄，這難道不是更糟糕嗎？哥斯達黎加人如此總結他們的歷史：“哥斯達黎加因為貧窮而受到庇佑，而我們的鄰國因為他們的財富而受到詛咒。”這就是一個曾經在歐洲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殖民地區(qū)命運逆轉的例子。
       簡言之，一些國家遠比另一些國家更富裕。為什么會如此，答案是多重的、復雜的。如果有人堅持希望得到一個對于這一重要問題的簡單答案，那么這個人就必須在宇宙中另找一個地方住下來，而不是生活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地球上的生活的確是紛繁復雜的。
       說起原因，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我們在第一章中談論的地理原因，另一方面是我們在這一章中談論的政府和制度的原因。但是，這兩方面的原因并非完全互不相干。良好制度并非從天而降，與地理因素毫無關系，只是碰巧落到一些很幸運的國家。相反，良好制度擁有其發(fā)展歷史，部分地與農業(yè)的發(fā)展歷史及其發(fā)展結果有關。這些農業(yè)的發(fā)展結果包括復雜制度（比如政府和市場）的形成。當然，復雜制度可以是優(yōu)良的，也可以是不良的，我們見證了今天某些國家的不良復雜制度，以及幾十年前納粹德國的不良復雜制度。但是，一個地區(qū)，直到它建立了復雜制度，才有可能使這一復雜制度發(fā)展成為受到經濟學家贊譽的優(yōu)良復雜制度。
       以上內容還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保證財富和優(yōu)良制度一成不變，持續(xù)到永久。在過去的500年間，許多曾經富裕的國家由于采納了不良制度而經歷了命運的逆轉。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它們變得貧窮。今天，這一教訓值得美國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牢牢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