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雕塑出自“二十四孝”故事，拋開其中的少數(shù)“過分孝行”，故事整體是在弘揚“孝”這一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那么，古人為什么會編纂一個“二十四孝”的故事集，而其中的故事又為什么會發(fā)生在東漢呢？

躋身治國大道：“孝”的一場升華

《二十四孝》的作者、成文時間目前尚有爭議。歷史學者楊伯峻在《經(jīng)書淺談》認為，《二十四孝》應該是元代郭守正將24位古人孝道的事輯錄成書，由王克孝繪成《二十四孝圖》流傳世間；到了清末，再由張之洞等人將其擴編至《百孝圖說》。
無論這份關于孝順的故事集是如何流傳，但有一點可以發(fā)現(xiàn)，就是其中絕大多數(shù)的故事都發(fā)生在東漢，這是為什么呢？

“孝”這件事，從誕生開始，就有著溫暖美好的意味。早在遠古時期，人們便有了“孝”的意識。不管是略顯神秘的“生殖崇拜”，還是各式各樣的“敬天祭祖”，都為“孝”這樣的行為賦予了最初的含義，即敬仰與崇拜祖先、希冀福澤與庇佑。商代卜辭中，孝頭上的“爻”，也帶著點生命延續(xù)的美好期許。
    先秦時期，人們對“孝”也有了更接地氣的理解，便是從心里敬愛自己的父母，也是在這一時期，“孝”漸漸脫離了簡單的日常行為，被納進了道德體系，成為人們所追逐的崇高品德中的一種?？桌戏蜃?，算是其中的主要推動者。
    《論語》有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這么一來，“孝”成了人生在世的立足根基，只有做好這一點，才有資格謀求下一步的發(fā)展。孔夫子對“孝”還有著特別的認識，比方說，孝的核心是“敬”，也是對父母誠摯的愛。那要怎么做才算真正的孝順父母呢？按照《禮記》的說法，便得有“和氣”“愉色”“婉容”，時時刻刻都得對父母客客氣氣、和顏悅色，而且還必須發(fā)自內(nèi)心。
    《孝經(jīng)》的出現(xiàn)，不僅將“孝”定義為“德本”，視其為“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讓“孝”有了自己的概念體系，還給了人們一本行孝“說明書”，把通過什么方式行孝、孝的原則、意義這些問題，講得一清二楚。
    真正的升華發(fā)生在漢代。在漢廷對儒家學說的極致推崇下，“孝”奮起一躍，從簡單的道德要求，變成了治國方略中的關鍵一環(huán)。
    劉邦建漢，在儒學的影響下，便慢慢有了“孝治”的做法。其妃子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祀樂》中便唱道：“皇帝孝德，意全大功，安撫四極。”不過，這時的孝治還比較籠統(tǒng)，也就是針對宗室諸王，封個同姓王，共同維護統(tǒng)治。
    到了漢惠帝時期，“孝悌”成了教化百姓的一種手段。據(jù)考證，惠帝重孝，可能和叔孫通、四皓有關，尤其是儒者叔孫通。作為惠帝的老師，他不僅讓“以孝治天下”成為漢室宗法利益中的主要內(nèi)容，更想出了給皇帝的謚號加上“孝”字的“創(chuàng)舉”。

漢代推崇“孝”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首先是統(tǒng)治者以身作則，帶頭行孝?！抖男ⅰ分械?/span>“親嘗湯藥”，說的便是漢孝文帝劉恒的故事，文帝還專門設立孝經(jīng)博士，其子景帝對待自己母親竇太后也是好得沒話說。
    再來，便是大肆表彰孝舉。據(jù)《漢書》《后漢書》記載，自西漢惠帝到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道的褒獎、賜爵多達三十余次，各地還設有專門負責鼓勵和保證孝道執(zhí)行的官員，稱為“孝悌”“三老”。與之相對，在漢代要是有了不孝的名頭，不僅會受到譴責，更可能觸犯刑法，而且“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最嚴重的可能會丟掉性命。
如此而言，漢代孝子、孝行故事眾多，也就說得通了。

勾連仕途：東漢與察舉制

推崇孝道讓漢代孝子多起來不假，可為什么這些孝子的故事偏偏能讓世人知道，還有了記錄在冊的機會呢？難道人們孝順父母，還拿著大喇叭宣告不成？
兩漢時期，人們的孝道、孝行真的受到矚目，甚至還會和官運仕途產(chǎn)生直接關聯(lián)，這背后是兩漢對“孝”的另一種推崇形式——察舉制。
    察舉制始于漢朝，顧名思義，這種制度下，人們可以通過他人舉薦來做官。而舉孝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所謂孝廉，即孝子和廉吏，后來合二為一，成了一種制度。相對于“廉吏”，“孝”更為注重從民間選拔人才，用大白話來說，即便你出身草民，但若行為向孝，感動世人，不僅有做官的機會，興許還能成為大官，一舉光耀門楣。
興廉舉孝的產(chǎn)生關乎著漢廷對人才的渴求以及教化百姓的需要。漢高祖在位時，便開始要求官員們，但凡發(fā)現(xiàn)“有意稱明德者”，必須得“勸為之駕”，漢文帝更是直接下詔：“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要求全國上下舉薦“孝悌”“力田”和“廉吏”，為了鼓勵大家應選，文帝也是備足了誠意，決定賞賜三老每人帛五匹，孝悌和力田每人帛二匹。
真正的察舉制始于漢武帝時期，主要推動者是大儒董仲舒。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在董仲舒的提議下，各郡、國分別察舉孝廉一人。“舉孝廉”這種制度很快開展起來，逐漸成為漢室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對各郡、縣的官員來說，察舉孝廉不僅是責任義務，還和自己的烏紗帽有著直接關系。

到了東漢時期，察舉制真正成熟起來。一來“孝”“廉”合為一科，且逐漸被固定下來；二來如何察舉、向誰推薦等問題都被具體落實。比方說，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察舉的名額和郡國人口有關，郡國人口二十萬以上的，每一年推舉一人，不滿二十萬的，兩年推舉一人。三公、監(jiān)御史、州牧、郡國首相等都有察舉人才的資格。士人被舉孝廉之后，大概率會被拜為郎中，然后內(nèi)升謁者、尚書侍郎，或者外放縣令，轉(zhuǎn)升太守。概言之，“孝廉”漸漸地成為將草民百姓與官運仕途連接起來的一條通途。
“舉孝廉”興立之初，給漢廷帶來了實打?qū)嵉暮锰?。一時間，讀書人競相開始追求孝廉，社會風氣逐漸向好，而且越來越多品行優(yōu)良的人才被發(fā)掘，為官執(zhí)政，不少官吏還成了國家的股肱之臣。
    “二十四孝”中的主人公，有著“江巨孝”之美稱的江革便是如此。王莽時期，國家動蕩，當時，臨淄有個叫江革的人，他從小失去了父親，只有母子兩人相依為命。那時各地戰(zhàn)亂不斷，盜賊四起。盜賊不僅搶財物，還常常把家中的男子抓去逼著入伙。江革為了避亂，背著母親棄家逃難。母親年邁，腿腳不方便，為了盡量減少母親的顛沛流離之苦，江革整天背著母親奔波。一次，他們遇到了賊人，江革痛哭哀求，希望留下自己一命以照顧母親。盜賊們被他感動，還給他們指引逃難的方向。后來回到鄉(xiāng)里，江革成了遠近聞名的大孝子，母親走后，他臥在冢廬旁睡覺，喪服期滿，都不忍心離去。

天下平定后，到東漢明帝時，江革被舉為孝廉，后升為司空長史、五官中郎將。漢章帝十分欣賞江革的德行，在他去世后還專門在詔書中稱贊其孝舉： 

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后漢書·江革傳》）

 被舉孝廉，出世入仕，報效朝廷，這成了許多東漢重臣的人生軌跡。東漢名士李膺、范滂、符融皆是如此，輔佐曹操半生、美名流傳至今的謀士荀彧，最早也是出身孝廉。
某種程度上看，此時的“孝”，不再是單純的美德，也不光是治理方略。在朝，成為一種倫理秩序和官政準則；在民，則是言行的指導細則和求取功名的考核“科目”。

歸于落寞：“孝廉”的變味

按照最初的設想，舉孝廉應是于國有利的，可為什么后來這種制度又逐漸被拋棄了呢？
首先，通途漸漸成了捷徑。對士子而言，寒窗苦讀多年，還不如對父母好點，裝裝孝子的樣子，便能換得功名，這樣的“買賣”確實“劃算”，所以一時間，為了求名而弄虛作假、沽名釣譽者不在少數(shù)。
《后漢書·陳蕃傳》中就記錄著這樣的例子。有個平民叫趙宣，下葬雙親后沒有封閉墓道，吃住都在里面，地方官員感念其孝心，把他推薦給陳蕃。誰知一見面就漏了餡兒，陳蕃一問，原來趙宣的五個孩子都是服喪期間所生，氣得大罵趙宣——你睡在墓道里，樣子做足了，結果在墓中養(yǎng)育兒女，這是欺世盜名，辱沒鬼神！趙宣沒求到一官半職不說，還因此獲罪。

再來，就算百姓端正了心態(tài)，可舉孝廉的權力基本掌握在大族手中。“孝廉”早期全憑推薦，沒有任何考核程序，所以，誰孝順誰品德好，舉薦人說了算。到了后期，干脆變成了“權”和“錢”說了算。據(jù)統(tǒng)計，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欲察舉六名孝廉，其中被大族指定的就有五名。錢財賄賂也是一種方法，考古工作者曾在東漢墓葬中發(fā)掘一塊“吾陽成”磚刻，上書十九字，盡是對東漢時期為舉孝廉而賄賂成風的痛罵與控訴。
最為可怕的是，憑著推舉孝廉，高官的門生遍布天下，諸多“孝廉”逐漸纏繞出一個個世家大族，乃至一人身死，三百二十人“作謚”。正因如此，推舉“孝廉”變成一場風險投資，甚至是利益交換，察舉之時，官員們還要計算“預期回報”，以至于“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此后，門閥士族們把持朝政、橫行霸道，也就有因可循了。
當然，統(tǒng)治者也曾意識到這個問題。漢順帝時期，名士左雄還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改制”運動，增加“限年考試”之法，嘗試用客觀的考核制度挽救走向歧途的察舉制。 作用倒是有，卻沒能阻止孝廉的“落寞”。正如《抱樸子》中所嘲諷的：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門良將怯如雞。”

 畢竟，當始于人性深處的溫暖與慈悲，交織起利益和權名時，變質(zhì)變味怕是無可避免。
好在舉孝廉止步于舊時，遵孝道卻傳承至今。有關“孝”的暖意，今天的很多年輕人正在用更多元的方式傳遞給長輩。正如景區(qū)雕塑事件發(fā)生后有人評論：“孝”沒有錯，錯的是把孝當作搏名謀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