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毛澤東在第一師范畢業(yè)了。他和沒有找到工作又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了一個叫“工讀同志會”的組織，以進行自己新村夢想的試驗。

為此，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建設“新村”的計劃：“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chuàng)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yǎng)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岳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

毛澤東為尋找這一處理想的新生活地點，幾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個小鎮(zhèn)、村莊，他試圖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建立他們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愛的“新村”生活。

可是，毛澤東并沒有找到合適的試驗場所。就在此時，機會眷顧了毛澤東等“工讀同志會”的同學們。原來，譚延闿二次督湘時，楊昌濟等向省政府進言，創(chuàng)辦湖南大學。當局接受了這一建議，任命楊昌濟為籌備辦主任。開始，籌備辦就設在楊昌濟家，后來遷到岳麓書院。經楊昌濟同意，毛澤東與蔡和森、張昆弟、陳書農、熊子容等人，一同搬進了“湖南大學籌備處”（即岳麓書院的半學齋），就在半學齋里開始了他們寄住在岳麓山上的“新村”生活。他們每天除了自學之外，過著一種腳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蠶豆拌著大米煮著吃的清苦生活。他們幾乎走遍了岳麓山周邊的各個鄉(xiāng)村，希望建立起一個半工半讀、和平友愛的“新村”，但很快這一切因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而中斷。

二、“新村”計劃書

岳麓山畔建“新村”，只是毛澤東“新村夢”的開始。1918年8月中旬，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他既是為解決工作問題而來——經已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推薦，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上了助理員，也是為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而來。毛澤東的“新村夢”在這里得到了延續(xù)。

此時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釗等“少年中國學會”會友的提倡下，正興起一股工讀互助運動的浪潮。

王光祈是工讀活動的熱心實踐者，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報》倡議建立工讀互助團并向社會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17人發(fā)起下，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總計有團員30多人，分3個組。這些小組可以辦儉潔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補習學校，乃至織毛巾、襪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腸等“勤工”的內容，工余則“按照指定的科目、時間前往北大上課”。

在此期間，毛澤東與王光祈、李大釗交往頻繁，并經他們介紹正式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毛澤東對王光祈的“菜園新村”及工讀運動給予了密切的關注。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以湖南“公民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率領30多人第二次來到北京，開展“驅張”活動。這一次，他遇到了“中國‘新村運動’最積極的鼓吹者與組織者”周作人。周作人日后雖然成為漢奸文人，但此時卻是一個追求上進者。

原來，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這是中國關于日本新村運動的最初介紹。這年7月，周作人來到日本，在留學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運動?；貒?，周作人“以空前的熱情和干勁，到處作報告，寫文章”，介紹新村運動。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參觀了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開始殫精竭慮地設計自己的“岳麓新村”計劃。

在這份潛心構想、極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計劃中，他設計了新學校、新教育、新社會三位一體的總體構架。毛澤東希望，新學校里的學生，能夠成為創(chuàng)造新社會的種子，他設想：“新村”就是一個個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愛的“共產主義”細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時間：睡眠8小時，游息4小時，自習4小時，教授4小時，工作4小時……

他在3月14日寫給周世釗的信中談得十分具體——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關于生活費用取得的方法，約定為下列幾種：

（1）教課（每人每周六小時乃至十小時）。

（2）投稿（論文稿或新聞稿）。

（3）編書（編一種或數種可以賣稿的書）。

（4）勞力的工作（此項以不消費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補助少得的人，以夠消費為止。我想我們倆人如果決行，何叔衡和鄒泮青（蘊真）或者也會加入。這種組織，也可以叫做‘工讀互助團’。這組織里最要緊的是要成立一個“學術談話會”，每周至少要為學術的談話兩次或三次……

設計后，毛澤東為繼續(xù)“驅張”啟程赴上海。后來，隨著形勢的變化和人員各奔東西，這份計劃也就“無限期地推延”了。

三、實踐“新村”夢想的重大意義

1920年3月5日，毛澤東與陳獨秀、彭璜等人聯(lián)署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在上?！渡陥蟆房?。這年5月，毛澤東來到上海，積極投身于工讀互助團活動中，再一次實踐他的“新村”夢想。

他在上海和彭璜、張文亮幾個人于民厚南里租了幾間屋子，正式開始了工讀互助生活。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負責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但這種日子過得很艱難，洗燙衣服要來回取送，作為洗衣店的幫工，他每月的報酬是12至15塊錢。其中要有大約8塊錢用作車費，因為他要往來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間。

“新村主義”，實際上是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和北美工讀主義于一體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它被中國的先進青年普遍接受。彼時的青年毛澤東滿懷憂國憂民之心，“身在山中，心憂天下，憑欄熟計連朝夜。菜根為飯草作鞋，要將歷史從頭寫”。自己向何處去，湖南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用什么方法解決這許多復雜的問題？毛澤東的心情是最不平靜的，岳麓山古跡中流傳的一副老對聯(lián)：“四面云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正好作為他當時心情的寫照。而當時流行的“新村主義”建設和生活，讓社會上的青年人精神上感到一種分外的振奮……青年毛澤東當然更是向往和追求這樣的理想社會。

后來，毛澤東曾反思：“在這個時期，我的頭腦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紀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

歷史是如此記載工讀互助團、“新村”實驗的結局：“工讀互助團的路也不好走，那時工廠并不多，半工無法維持半讀。”也就是說，這種“新村”建設，僅僅是“流行一時”而已，“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義’逐漸沉寂了”。

盡管“新村夢”破滅了，但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在失敗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選擇，不找到一條實現(xiàn)“改造中國與社會”的道路，絕不停下探索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