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是人類文明和國家治理的一般原則
　　在人類文明中，無論在縱向的時間維度上，還是在橫向的國別之間，正義都是最為基本的共同價值之一，同時也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國傳統(tǒng)典籍對于正義有多種多樣的闡發(fā)?！赌?/span>·天志下》說：“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孟子·離婁上》說：“義，人之正路也。”這里墨子、孟子都將“正”和“義”聯(lián)系起來，肯定二者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墩撜Z·顏淵》說：“政者，正也。”《荀子·賦》說：“行義以正，事業(yè)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后寧泰。”這里都把正義和國家治理聯(lián)系起來，認為如果正義得到實施，可以達到善治的狀態(tài)，可以實現(xiàn)扼制暴虐、安寧百姓的效果。
　　正義是國家治理者的必備素質(zhì)
　　與西方文明有所區(qū)別，中國傳統(tǒng)倫理更為重視治理者的自身品德及其展現(xiàn)?！豆茏?/span>·形勢解》說：“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fā)于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也就是說，國君應該具有正義的品行并成為天下人的楷模，這樣人們就會贊成和歡迎他的行為?！盾髯?/span>·正論》說：“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荀子·臣道》說：“《傳》曰：‘從道不從君。’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前一段講的是治理者的品格對被治理者的影響和帶動作用，后一段講的是臣下的品格對國君和朝廷的積極功能。這兩段話都強調(diào)無論是君臣都要具備正義的品質(zhì)，才能達到治理的目的。南宋大臣羅點曾對皇帝說：“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這里他強調(diào)參與國家治理的君子必須具備正義的品格，他為的是天下國家的公義，而不是自己的私利。
    正義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作為國家統(tǒng)治的強制性工具，法律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法律能否貫徹正義原則就不僅會影響到百姓福祉，而且會影響到國家穩(wěn)定。在中國傳統(tǒng)國家治理中，無論是在理念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都非常注重法治的正義性。這方面的文獻材料比較多。《晏子春秋·內(nèi)篇》說：“誅不避貴，賞不遺賤。舉事不私，聽獄不阿。”《韓非子·有度》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都是講要公正地運用法律，不要因為犯法者的身份差異而要在運用法律時有所區(qū)別。在貴族勢力強大的前秦時期，這樣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
　　在中國傳統(tǒng)時代，用法律治理國家的最好例子大約是諸葛亮。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他時說：“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在整個蜀漢國內(nèi)，即使他實行的是嚴刑峻法，也沒有遭到百姓的怨恨、引起社會的不滿，反而得到吏民的支持和愛戴。“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諸葛亮治理國家取得較好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他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能夠達到的正義的較高境界。有必要說明的是，諸葛亮并不僅僅是一位一般意義上的執(zhí)法者，而是整個蜀漢國家治理體系的人格代表。
　　具有抗爭精神的執(zhí)法者的典型例子可推唐朝的徐有功，他在武則天時期擔任過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職務。劉餗《隋唐嘉話》記載：“（徐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jù)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徐有功因為堅持正義將生死置之度外，多次沖撞武則天，成為那一歷史時期反對武后濫殺和酷吏政治的一面旗幟。當時有個叫皇甫文備的酷吏，曾經(jīng)誣陷徐有功和反叛者為伍，但武則天沒有追究徐有功。不久，“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蛟唬?/span>‘彼曩時將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由于徐有功以生命執(zhí)行法的正義性，得到《新唐史》“雖千載未見其比”的贊譽。
　　在中國歷史上，堅持法律正義原則的典型還有張釋之、黃霸、狄仁杰、包拯、況鐘、海瑞、于成龍等，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力量推動了那個時代的法治趨向盡可能的正義高度。
　　正義是用人選官的重要原則
　　在傳統(tǒng)時代，人治在國家治理中起著主導作用，選官用人是一項影響深遠的重要工作。能否公正地選用人才不僅影響到官員個人的升遷和功業(yè)，還會直接影響到國家治理的效果。《呂氏春秋·去私》記載了一個“標桿化”的故事：“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這是在人才使用上不問親疏的典型例證，充分體現(xiàn)了“外舉不避仇，內(nèi)舉不避子”的正義原則。
　　唐太宗李世民是帝王中公正用人的較好例子，他不僅因為使用“前政敵”得到大家的贊譽，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此有過深入的思考。他曾對房玄齡說：“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于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則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李世民認為用人最為重要的標準是才能堪用與否，而不是和帝王的新舊關系。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統(tǒng)治者的衣食來自百姓，公正地選用賢才為官是對百姓應有的“回報”。應該說，這是傳統(tǒng)時代相當難能可貴的用人思想。
　　正義在制度構(gòu)設中的體現(xiàn)
    在廣義上，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義性。但是站在文明演進的角度上，其正義性確實有個大小多少的程度問題。在中國傳統(tǒng)制度中，總體上存在著努力朝向正義的傾向。
　　科舉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就是一個例子。它淡化了之前國家用人制度的血統(tǒng)色彩，相當程度上打破了世襲關系。“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次次成為現(xiàn)實，激發(fā)了各階層讀書人憑著自己的本領公平地進入社會上層，獲得執(zhí)掌權力、施展才智的機會。雖然作為傳統(tǒng)時代的產(chǎn)物，科舉制存在各種不足，但它打破了貴族世族對權力的壟斷，其正義性遠遠超越了時代的局限。
　　監(jiān)察制則是另一個例子。早在戰(zhàn)國時期，御史官就已有明顯的監(jiān)察職能。秦朝在中央設立御史大夫，在地方設立監(jiān)御史，都承擔監(jiān)察職責。這就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監(jiān)察制度。此后，漢唐明清都有成熟完備的監(jiān)察體系和專職官員。監(jiān)察制度實際上是對掌握權力資源的官員各種“非正義”行為的控制和糾正，因而這一制度本身具有“矯正”職能。中國傳統(tǒng)監(jiān)察制度的發(fā)達是正義理念在制度中的又一體現(xiàn)。
　　辯證看待古代正義追求的得失成敗
　　客觀地說，中國傳統(tǒng)國家治理體系貫穿著一定程度的正義追求，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歷史效果。但是，由于受到社會形態(tài)整體水平的限制，由于受到統(tǒng)治階層和統(tǒng)治者的限制，這種正義追求是甚為有限的。無論在價值理念層面還是制度設置層面和治理實踐層面，都有大量非正義內(nèi)容的存在，“八辟”或“八議”是其制度典型，岳飛、于謙、袁崇煥等冤案是其案例典型。
　　站在制度演進的現(xiàn)代視角上，必須辯證地觀察中國傳統(tǒng)國家治理體系的得失成敗，必須看到其可觀的歷史成就和長期存在的深層缺陷，看到其提供的歷史財富和歷史教訓。這需要具備全面公允的眼光和準確的分析鑒別能力，具備歷史主義的視野和現(xiàn)代文明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