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1884—1957年)，字誠之，江蘇常州人，20世紀著名歷史學家。他一生致力于史學研究，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思想史、史學史、學術(shù)史、政治制度史、歷史研究法等方面有大量著述。呂思勉主張治學“總有其所當循的門徑，當守的途轍”，而這“可事半功倍”的門徑“是自己讀出來的”。因此，在他大量的著述中飽含著許多頗具啟發(fā)意義的治學理念和治學方法。

　　“注意于學與術(shù)之別”

　　“學”是求“真相”，“術(shù)”是求“方法”。呂思勉主張，讀書治學要“注意于學與術(shù)之別”，并將這一治學理念貫穿其治史生涯的始終。他強調(diào)，治史的首要任務(wù)就是“整理記錄，尋出真確的事實”，其次就是“解釋記錄，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

　　重視“考據(jù)治學”是呂思勉鮮明的治學理念。絕沒有離開“事實”的學問。呂思勉認為，讀書治學一定要“懂得考據(jù)”，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就是“爭取事實”，即求得“真相”。為此，他專門撰文《論考證》，總結(jié)“考證古事之法”。呂思勉強調(diào)，只有明白了“真相”，才可以預測結(jié)果，而且才可以“謀應(yīng)對的法子”。如果“真相”不正確，“根據(jù)于此事實而下的斷案，自然是不正確的了”。同樣，如果對“真相”不了解，只有淺薄的應(yīng)對方法，那么，“終必窮于應(yīng)付而后已”。呂思勉說，我們要做一張桌子、一張椅子，“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但是如果你不明白制作桌子椅子的“真相”，如遇木料“不湊手”，就要“束手無策”了。相反，“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隨時變化”。治學亦是如此。

　　讀書也“不重在呆記事實，而重在得一種方法”。呂思勉主張，一切事物的發(fā)展，有其“然”，也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會理解其然的性質(zhì)的”。在史學研究上，他一直秉持歷史進化的觀念，強調(diào)歷史的可貴之處就在于“能據(jù)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因此，他也反復強調(diào)，研究史學最應(yīng)當注意“有科學的眼光”，對于現(xiàn)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他”。要以科學的方法把“不關(guān)于歷史之學的析出”，并以科學的方法“說明社會進化的現(xiàn)象”，進而“求明乎人類社會之所以然者也”。這是治學的關(guān)鍵所在。

　　“先博覽而后專精”

　　呂思勉強調(diào)，不讀書的人“是沒有進步的”，而讀書則宜“先博覽而后專精”。各種學問之間不是孤立的。治史學的人，往往認為社會科學是“緊要的”，對于自然科學則認為“不甚重要”，呂思勉說，“實亦不然”，在許多方面它們是相通的。治學既要“就其性之所長而努力”，也要“時時留意矯正自己的所短”。

　　“未博而先約，則陋而已矣。”呂思勉主張，正所謂開卷有益，應(yīng)避免“治學門徑太窄”，“未博而先約”。即使專精于某一學問的人，對于其他學問“亦不可茫無所知”，否則，“所發(fā)出來的議論，往往會荒謬可笑”。他認為“于普通知識，必宜完具”。只有這樣，才可以讓自己的見解“不局于一隅”，也才能不斷提高治學境界。對此，呂思勉建議采用“范圍較廣，而用功卻較淺”的讀書方法，“先作一鳥瞰”。他認為這一階段“略讀則可”，“不必過求精細”，能夠“知道一個大概”，“決不能一字一句，無不懂得”。但是，略讀也絕不是“越過”。在談及讀什么書時，呂思勉認為，“不必限定何種，聽其自己之所好可也”。

　　讀書的要訣在于“由博返約”。呂思勉主張，人的才性“各有所宜”，“長于此者，亦未必長于彼”。有的人擅長實務(wù)，有的人喜歡探索真理，“兼收并蓄，斷非一人之力所克勝”。如果知識涉及領(lǐng)域“太乏”，“又不免有基礎(chǔ)不確實的危險”。因此，呂思勉主張“與本人專治的學問關(guān)系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較深”，適宜采用“深入乎一事中，范圍較窄，而用力卻較深”的讀書方法，“專一求其精深”。他認為這一階段的讀書，“須細讀”“熟讀”，可以先選擇一種，作為研究的中心，再選擇幾種，作為參考之用。“必一級一級，逐步而進”，遇到“難解之處，則多讀若干遍，至讀來有些習熟，不覺費力為止”。

　　“學問本存于空間，不存于紙上”

　　呂思勉一生摒棄名利之念，專心治學，但也決不是一個不關(guān)心現(xiàn)實社會的人。他主張“學問本存于空間，不存于紙上”，真正的讀書治學，要做到“書本的記載”與“閱歷所得”二者之間的“合同而化”。他說：“周以前之學術(shù)，皆求之空間，故實而有用;漢之后之學術(shù)，則求之紙上，故虛而無用也。”

　　一方面，呂思勉主張治學志在“改革”。呂思勉認為，凡是讀書的人，對于現(xiàn)狀“總是覺得不滿足的”，而要改變這一現(xiàn)狀，“非徒有熱情，便可濟事”，必須有適當?shù)氖侄?，而這一手段則需要通過讀書治學來獲得。因此，他提出治學志在“改革”，這是社會進步的根源。并且，在他的治學成果中，有大量的內(nèi)容是關(guān)于“衣食住行”等民生現(xiàn)狀的史實，并力求以此來關(guān)照民眾的生活疾苦。他強調(diào)，“沒有改革的志愿，那還講做學問干什么?”要隨時把“治學的學問”與“閱歷所及”相聯(lián)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并且，如果“紙上”的話能在“經(jīng)歷鍛煉中”得到證明，也會對書上的知識“亦愈覺其親切而有味”，也就不必“與故紙堆中討生活了”。

　　當然，呂思勉另一方面也強調(diào)，治學要有“深嗜篤好，不能自已而為之”的精神。呂思勉說，不可否認，治學的終極目的“絕不外乎有用”。但是，也不應(yīng)把“學術(shù)事功，相提并論”，“宜置致用于度外，而專一求其精深”。呂思勉主張，治學不應(yīng)該有“貴彼賤此之見”，“學問只分真?zhèn)?，真正的學術(shù)，哪有無用的呢?”因此，他一直提倡且鼓勵“深嗜篤好，不能自已而為之”的純粹治學精神，極力反對“舍棄其純粹治學的精神，而趨于應(yīng)用之勢”的極端做法。他強調(diào)，當國家社會遭遇大變局時，也是人們應(yīng)當秉持“深嗜篤好，不能自已而為之”精神“潛心于學術(shù)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