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過度依賴視覺的“讀圖時代”中，人們在意的似乎唯有眼睛這一感官。其實，聽覺與視覺一樣，都是人類感知外部世界、相互交流的重要渠道。馬歇爾·麥克盧漢將中國人稱為“聽覺人”(《古騰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即密切留意到中國文化與聽覺之間的某種不解之緣。

　　《詩經(jīng)》是先秦詩歌的典范。三百篇皆為樂歌，已成學界共識。除了合樂歌唱外，先秦詩歌還有賦、誦等傳播方式?！秶Z·周語》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瞍賦，矇誦……”劉向云：“不歌而誦謂之賦。”說明歌、賦、誦是三種不同的詩歌傳播方式。歌應合樂歌唱，賦與誦則無須合樂歌唱。《周禮·春官》鄭玄注：“以聲節(jié)之曰誦。”可知“誦”指“以聲節(jié)之”的吟誦。賦與誦又有所區(qū)別，“誦”是使用方音的本色吟誦，“賦”則指雅言的吟誦(王小盾《詩六義原始》)。以“賦”“誦”方法進行詩歌傳播的人，多是瞽、瞍、矇之類的盲人。這些盲人在王室擔任樂官職務，《詩經(jīng)·有瞽》鄭箋：“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于音聲審也。”他們雙目失明卻聽覺超群，對各種聲音信息的記憶力也更為發(fā)達。先秦詩歌以歌、賦、誦等方式進行傳播，都有訴諸聽覺的特性，因此，若對聽詩及相關(guān)問題不加關(guān)注，就難以對先秦詩歌的流傳情況和應用價值有充分之了解與評判。

　　一

　　《漢書·藝文志》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這段話表明，那些諸侯卿大夫通過學習并掌握了本屬瞍矇等盲人特有的詩歌誦讀方法，并廣泛運用于政治外交場合。春秋時期盛行的賦《詩》言志活動，最為人所稱道，它指掌握了賦誦之法的士大夫在聘交盟會之時，通過賦誦三百篇中的詩句，委婉地傳達國君的意志和自己心中的想法。這是當時社會人們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也是禮樂文明的重要體現(xiàn)。

　　《漢書·藝文志》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明確提出賦《詩》者多是諸侯或卿大夫，相應聽詩者也多是諸侯或卿大夫?！蹲髠鳌酚浻卸嗵庂x《詩》言志事件，通過翻檢《左傳》，我們可知，聽詩者有魯文公、晉侯、齊侯、鄭伯、秦穆公、魯季文子、魯季武子、晉趙孟、晉韓宣子、晉范宣子、晉叔向、鄭子皮、衛(wèi)北宮文子等。特別是那些卿大夫，“晉有范、韓、趙三卿，魯季孫氏有文子、武子、平子，叔孫氏有穆子、昭子，鄭有七穆子孫。是皆世卿公族，風流文雅，聚在百年之間”(清梁履繩《左通補釋九》)，他們都屬世卿公族，有著良好的修養(yǎng)，主要表現(xiàn)為：一、對《詩》的習得和熟記的能力。清人勞孝輿《春秋詩話》曰：“若夫《詩》則橫口之所出，觸目之所見，沛然決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夢寐間所呻吟也。”他們早已將《詩》爛熟于心，可以隨時口誦。二、具有深厚的禮樂文化修養(yǎng)。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詩》成為禮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抖Y記》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左傳》中所賦之《詩》以《雅》為多，《雅》詩本身就是周代禮樂文化的結(jié)晶，他們長期習《詩》，自然深受禮樂文化的熏陶，而在政治活動中聽《詩》并評論，又凸顯出對禮樂文化的尊崇和宣揚。三、敏捷的反應能力、干練的外交才能和卓越的政治見識。面對不同的賦《詩》者，聽詩者必須反應敏捷，有時謙遜溫和、態(tài)度誠懇，有時巧妙回避、應對自然，有時正氣凜然、折服對方，一切以國家政治利益為準繩。如《左傳·昭公元年》載“令尹享趙孟”的故事，文字雖短，卻蘊含深廣。楚令尹子圍野心勃勃，其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意在以周文王自況，統(tǒng)御天下。趙孟此時已執(zhí)晉多年，當然不能向子圍示弱，于是賦《小宛》二章斥責子圍以文王自比不過是昏聵無知之人的胡言亂語，其野心真是荒唐可笑，極大維護了晉國中原盟主的地位。趙孟之政治膽識、外交才干，昭、襄之世恐無人出其右者。

　　二

　　在賦《詩》言志活動中，不僅僅強調(diào)一方之賦，也強調(diào)另一方之聽，賦與聽的完美對接，方顯此活動之魅力。那聽詩者究竟聽到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回應的呢?

　　且以《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的“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故事為例。其文曰：“子展、伯有、子西、子產(chǎn)、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此處，賦《詩》的主體是子展、伯有等人，而傾聽者則是趙孟。趙孟到底在傾聽什么呢?他首先關(guān)注的是子展、伯有等人的身高多少、年齡如何、形貌如何、姿勢如何等，因為這會影響他在后面的回應與評價。其次是語義傾聽，即趙孟從賦誦者的聲音中聽懂了聲音背后蘊含的語義，即所謂“聽《詩》觀志”。賦誦者往往“賦詩斷章，余取所求”，所賦之詩對原詩含義多有拓展、深化或轉(zhuǎn)移，此刻《詩》變成了一個新的符號。子展賦《草蟲》，這本是一首女子思念遠行在外的丈夫的詩，子展的意圖是截取其中“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幾句來表達自己與鄭伯的同心同德。趙孟心領(lǐng)神會，當即對子展予以極大的贊賞，認為與鄭伯同心同德的子展，才真正是國家的棟梁與老百姓的依靠。原詩主旨是夫妻的情深義重，在此語義發(fā)生了轉(zhuǎn)變，轉(zhuǎn)變成君臣之間的遇合無間。伯有賦誦《鶉之賁賁》，原詩旨意本是諷刺衛(wèi)宣公荒淫無恥，伯有借其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兩句，諷刺鄭伯是無良之君，與原詩含義基本是相同的。趙孟也聽懂了伯有的言外之意，原來這對君臣之間可能因某事產(chǎn)生了某種隔閡乃至怨恨，由此以夫妻“床笫之言不逾閾”作比，斥責伯有怨恨君王之語不應該讓外人聽到，并預言“伯有將為戮矣”。除此之外，趙孟還特別注重“還原傾聽”，即傾聽賦誦者的語氣、聲調(diào)、音高、節(jié)奏等，這些聲音形式本身有時甚至比聲音背后的意義更能激起人們傾聽的興趣。盡管我們已經(jīng)無法重現(xiàn)賦《詩》言志活動的具體場景，但細細傾聽，子展、伯有、趙孟等歷史人物的聲音猶在耳畔。我們可以想象，子展在賦《草蟲》時，他的語氣是柔和的、舒緩的，趙孟正是從這種語氣中聽到了子展對鄭伯深沉的崇敬與愛戴。伯有在賦《鶉之賁賁》時，語氣是急促的、粗重的，趙孟從中聽到的是伯有對鄭伯的憤怒不滿之情。因此，我們要特別重視每一個具體、獨特的聲音，要傾聽這些聲音到底是處于高音區(qū)還是低音區(qū)，是動聽悅耳的還是尖銳刺耳的，因為正是這些獨一無二的聲音才奏出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美妙的交響。

　　三

　　劉勰曰：“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diào)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文心雕龍·樂府》)明確指出詩、樂是合一的，所以聽詩者不僅僅傾聽音樂形式本身(聽聲，即還原傾聽)，也傾聽音樂所蘊含的意義(聽詩，即語義傾聽)。在先秦樂教文化的背景下，音樂又多半與政教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可說，聽詩即為聽政。正如《禮記·樂記》所言：“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聽詩者從音樂本身(安閑歡快的、怨恨憤怒的、悲戚憂傷的)的傾聽中，懂得了其背后深刻的政治含義(和平治世、乖張亂世、民困國亡)，由此可見詩樂與人心、時代、政治之緊密關(guān)聯(lián)。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季札觀樂”的故事最能體現(xiàn)“聽詩即聽政”的本質(zhì)。如季札從《邶》《庸》《衛(wèi)》風中既聽到了音樂本身的淵深厚重(“淵乎”)，也聽到了對衛(wèi)康叔、周武公德行的贊頌(“德如是”);從《鄭》風聽到了鄭聲本身的細碎靡靡(“其細已甚”)，也聽懂了其背后的亡國之兆(“是其先亡乎”);從《齊》風中聽到了宏大之音(“泱泱乎”)，也聽懂了其蘊含的大國風范(“國未可量也”);從《豳》風聽到了中正平和之聲(“樂而不淫”)，也聽懂了其傳達的是對周公東征的頌揚(“其周公之東乎”)，無怪乎劉勰說“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從中他更多地聽到了政治的盛衰、時世的治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