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華民族根本扭轉百年屈辱沒落命運的歷史轉折之年。經(jīng)過13天的鏖戰(zhàn)，解放軍突入上海市區(qū);在中共上海黨組織及其領導的廣大革命群眾協(xié)助下，又經(jīng)過5月25日至27日這三天最后的奮戰(zhàn)，使遠東第一大都會終于回到人民的懷抱。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的歡呼。5月29日，毛澤東拿到新送來的新華社社論文稿，從頭至尾仔細審閱修改，當天發(fā)出。翌日，題為《祝上海解放》的新華社社論在《人民日報》刊載，5月31日在上海《解放日報》頭版轉發(fā)，后收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的“改稿”篇目。細讀毛澤東這篇審改稿的復制件，參考相關革命文獻，對于當年上海解放的歷史意義應當有更深刻感悟。
《祝上海解放》共由4個自然段組成，全篇1800余字。開篇在總括一句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為上海解放而歡呼后，隨即展開原因分析：第一，上海是中國的最大的經(jīng)濟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國人民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都已經(jīng)打倒了自己的敵人國民黨反動派;第二，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國人民已經(jīng)確立了民族獨立的基礎。新華社社論指出，正是“這兩種情況，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中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是對上海解放的意義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歸結起來，上海解放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標志，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標志。
社論第二段溯及上海的歷史與既往，既是對以上兩大原因分析的補充說明，同時又是對這座“近代中國歷史的縮影”城市歷史內(nèi)涵的深度闡發(fā)。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冒險家們曾經(jīng)把上?？闯墒亲约旱臉穲@，在上海制造了種種盜劫、屠殺、侮辱和愚弄中國人民的罪惡;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國的光明的搖籃。接下來社論中的這句話很重要，它明確了上海的歷史定位：“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地，在長時期間它是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中心。”——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鄭重宣告上海是黨的誕生地。社論進一步指出，在“白色恐怖迫使中國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轉入鄉(xiāng)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國工人運動、革命文化運動和各民主階層愛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堡壘之一”。正因為革命力量在上海不斷發(fā)展壯大，這既使這座城市無愧于“近代中國的光明的搖籃”的稱譽，又使文章順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結論：“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國的革命相配合，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社論同時關注“上海解放以后”的問題，指出“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漢口、西安等樞紐城市解放以后”，“中國在短期間雖然還必須負著戰(zhàn)爭最后階段的負擔，但是生產(chǎn)建設已經(jīng)成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課題”。社論駁斥“中國革命的敵人”對中國人民“無法管理”上海的恐嚇，在正視存在困難的同時，宣示：“上海是一個生產(chǎn)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上海各民主階層的協(xié)力奮斗之下，在全國各民主階層的協(xié)力奮斗之下”，困難是“沒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在關注上海解放對全國的意義的同時，社論在最后一段重點闡述了上海解放的世界意義，“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國人民的勝利，而且是國際和平民主陣營的世界性的勝利”。這既與篇首起句照應，又進而再度表明中國人民對世界的態(tài)度。社論詳引4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fā)言人李濤將軍的聲明，表示外交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的基礎之上”，重申“外國政府如果愿意考慮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它就必須斷絕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關系，并將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否則，中國人民即視之為“不友善態(tài)度”。社論最后總結說，“這些外國政府如果愿意開始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那么，它們就應當著手改變它們干涉中國內(nèi)政的錯誤政策，采取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系的政策”。
《祝上海解放》實際上開創(chuàng)了新華社社論的新范式。它不注重戰(zhàn)況與戰(zhàn)果的介紹，而側重從城市的歷史與定位中尋求其解放的意義與國際影響。
《祝上海解放》審改稿共5頁，皆是縱行書寫、由右向左排列。文稿以藍色字為主體，另有紅、黑兩色修改字跡。據(jù)《毛澤東年譜》可知，該社論最后一句為毛澤東所加，根據(jù)此處修改的字跡與墨色可鎖定《祝上海解放》文稿的其他修改內(nèi)容。據(jù)有關統(tǒng)計，毛澤東對此文的修改共8處、136字。然而，細觀文稿修改痕跡，其中蘊含了更多的歷史信息。
毛澤東修改所用黑筆，較胡喬木涂黑之處明顯要淡。循此淡黑筆墨，首先可見題名被黑筆圈刪兩處。原題名為“慶祝上海解放的偉大勝利”，“慶”字與“的偉大勝利”五字一并刪略。胡喬木的原題與慶祝濟南解放的社論同一句式，此后撰寫的祝賀廣州解放的社論也以“慶祝”二字領起題名，而祝賀上海解放的社論經(jīng)此一改，顯得特異標新，尤具毛澤東文字風范。毛澤東在1942年11月6日曾發(fā)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也是“祝”字體題目。
就社論主體內(nèi)容而言，毛澤東作較大增寫的主要有以下四處。
其一，“在上海、漢口、西安等樞紐城市解放以后”所舉的諸城中，于“上海”與“漢口”之間加上“南京、杭州、九江、南昌”四城，解放的城市數(shù)量增加，而排序仍以上海領起，并不以城市解放時間排先后，這既彰顯了該社論的主題，也折射出上海在領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其二，在“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種意料之內(nèi)和意料之外的困難”后，加寫了一個長句：“我們決不可輕視這些困難，誰要是輕視這些困難，因而不去采取認真想法克服這些困難的步驟，我們就會要犯極大的錯誤”，強化預警作用。
其三，在詳引李濤將軍聲明引文后，補充說明了一句：“這個聲明是公平合理的”。進一步明確是非判斷。
最后，便是文末加寫的一句：“這些外國政府如果愿意開始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云云，以銜接原稿的結句：“中國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國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國的政府不但過去是而且現(xiàn)在仍然是和國民黨反動派站在一起反對中國人民，那么，人們之認為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種對于中國人民的不友善態(tài)度，當然沒有什么奇怪。”兩相對比，文章一反一正語意更加周全，文章也因為最后的正面表達而愈顯義正詞嚴。
另有個別增改之處，主要是為了增強文章的明白曉暢與行文之簡潔。
此外，審改稿題目前有一行藍墨水字批示：“譯出發(fā)十二時送出”，可見該文系當日發(fā)出;首頁上側有藍墨水橫書“1852”，當是該文改定后的字數(shù)，這兩處字跡應是出自別人之手。文稿還有醒目的紅筆痕跡，字號較大，題名前的發(fā)電批示上寫有“電訊”兩個紅字，刪去的題名，用紅筆復圈再加確定;每頁上側還用紅筆依次寫上“一、”“二、”“三、”“四、”“五、完”，顯然是給文稿編頁碼。從紅字對毛澤東最后增補一句的修改(“他們”之“他”改為“它”，以與同句前文所用的代詞保持一致)來看，執(zhí)紅筆者還承擔著校稿的職責。《祝上海解放》文稿紅藍黑三色筆跡交錯其上，凝結著幾多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