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出自《詩經(jīng)·大雅·文王》，原意是指周人建立的邦國雖然很古老，但它肩負的天命卻在于革新。在近代一些學者的研究和釋義中，通常被表達為舊邦新命，用以形容和闡釋改革與創(chuàng)新的精神。《詩經(jīng)·大雅·文王》是一組歌頌文王之德的著名詩篇，據(jù)傳是文王之子周公所作。所謂《大雅》，按照《詩大序》的傳統(tǒng)說法，“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其主要內(nèi)容多是歌頌周王室祖先的盛德與功績，唐代陸德明稱其“皆國之大事”，由此可以窺見王政的興衰得失，深為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所鏡鑒。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出自的詩篇全文中有這樣的表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這幾段文字表達的意思是：文王得天命興邦，福澤子孫宗親，周朝人才眾多得以世代繁衍昌盛，而天命無常，子孫后代要以殷為鑒，敬天修德，效法文王。很顯然，在這個詩篇里，對文王的稱頌和禮贊已經(jīng)沒有古代典籍中常見的那種過于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而是以一種嚴肅的道德化的眼光來審視和描述這位奠定了周朝800年基業(yè)的姬姓祖先。在周人看來，文王之所以能夠興周翦商，他的德行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文王乃至周人歷代先祖抱定和篤守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進取精神。從文王之父季歷被害，到文王之子伯邑考被殺，以及文王自身被囚于羑里險遭不測，周人始終秉持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信念，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品格互相砥礪，最終在武王之際克商建周，實現(xiàn)了新天下之耳目的使命，揭開了“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禮樂文明璀璨篇章。
《周易·革》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在中國古代，順天應(yīng)人構(gòu)成了變革的內(nèi)在合理性，也是衡量變革的尺度所在，深為大多數(shù)統(tǒng)治者所認可和接受。但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改革時或會被統(tǒng)治者的一己之好惡所左右，導致無法達到良好的效果。如王莽新政，因為他竭力復(fù)古，一意孤行，“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jīng)文”，使得很多改制舉措流于空想，嚴重脫離了具體實際，既不順天，也不應(yīng)人，最終落得事與愿違。時人評價王莽“動欲慕古，不度適宜”，加之王莽自己又性情躁擾，剛愎自用，他的托古改制遂全盤失敗。
《周易·系辭下》中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改革即求變通，只有變通才能恒久。然而古代歷次改革的成敗得失，無不向世人昭示著其中的不易與艱辛。如何才能如理如法地推行改革呢?《周易·系辭下》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趣時即隨時，《周易·隨》中講，“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王弼注為：“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于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告誡人們應(yīng)該隨著時的變化而不斷趨向它，時變卻不隨之作出相應(yīng)的變化就會招致不好之事。這與韓非子所說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思想是一貫的，都強調(diào)要因時而動，隨時變通。在韓非子看來，既不能照搬古人所為，也不能墨守成規(guī)，而要根據(jù)當時的具體情況，采取相對應(yīng)的措施。正如北宋之際的熊本在給皇帝的奏疏中所說的“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趨時適治而已”。
《呂氏春秋》中有一個例子說明了改革不可膠柱鼓瑟的道理?！秴问洗呵?middot;察今》中說，“譬之若良醫(y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改革譬如用藥，必須根據(jù)不同的病癥開出不同的藥方，不然就會造成截然相反的結(jié)果。因此，人們應(yīng)該像管子所說的，做到“隨時而變，因俗而動”，意思是說，“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世易時移，不能一成不變地對待事物。
從另一個層面而言，“隨時”也可以從“與時偕行”的角度來理解，表現(xiàn)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時偕行”多次出現(xiàn)于《周易》之中，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終日乾乾，與時偕行”，都表達了人們應(yīng)該趨時變通、把握時機作出適于時勢需要的判斷和抉擇之意，包含著天道與人事兩個維度。天道運行不息，人事也應(yīng)該與時偕行。關(guān)于統(tǒng)治方式的變革，《尚書·湯誥》說“天道福善禍淫”，孔安國解釋為“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引申言之，改革求變通，就應(yīng)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傳》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正點明了中國古人認可的改革旨趣所在。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在當時取得一定的成效，正是順隨時代要求而作出的窮則思變的正確抉擇，其中有些改革措施的思考和設(shè)計對后世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人們學習和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