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1909-1970)，中國共產(chǎn)黨優(yōu)秀黨員，我國現(xiàn)代著名記者，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新聞戰(zhàn)士，也是我國科技戰(zhàn)線上卓有成就的領(lǐng)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國家科委副主任、全國科協(xié)副主席兼黨組書記等職。

　　由于他對新中國新聞事業(yè)的卓越貢獻，于1990年設(shè)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長江新聞獎”，并于第二年開始評獎，以表彰業(yè)界內(nèi)作出突出貢獻的中青年記者。從2000年開始，每年11月8日作為中國記者節(jié)，也與范長江有關(guān)。1937年的11月8日，以他為首的中國左翼新聞工作者在黨的領(lǐng)導下于上海成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xié)會”。

　　一

　　范長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內(nèi)江縣趙家壩村。童年時代的范長江生活上由母親照料，父親是川軍的下級軍官長年不在家。祖父范延馨是個思想開放的老人，鼓勵青年人要有遠大理想、刻苦奮斗，耳濡目染對童年范長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家鄉(xiāng)求學時期范長江就受到了大革命的熏陶，與一些追求進步的窮人家子弟組織革命小團體，積極參與了大革命的宣傳工作。1927年初，他來到重慶，進入?yún)怯裾罗k的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學習。不久四川軍閥制造了重慶“三三一”慘案，青年學生死傷很多，中法大學也被封，但他僥幸躲過反動軍閥的屠殺?？紤]到重慶已經(jīng)不能容身，一心追求革命、不滿18歲的范長江來到武漢，加入了賀龍領(lǐng)導的部隊并參加了南昌“八一”起義。起義失敗后，他的部隊被打散，尋找部隊未果。在汕頭，他貧病交加，病到奄奄一息，竟被收尸人認為是死人幾乎埋掉，憑著他對生命的渴望與年輕人頑強的抵抗力才死里逃生。大病初愈，為了維持生計，他先是到薛岳的軍隊當看護兵，后來又到方鼎英部，之后他隨軍隊來到安徽駐下，此時已經(jīng)是1928年的夏天。

　　當年下半年為求學與生活所迫，范長江通過考試進入南京的中央黨務(wù)學校(一年后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在學校里他因年小體弱，讓同學們有點看不起，這激發(fā)起刻苦鍛煉身體的勁頭，終于練出了一副好身板。這是他在學校里的最大收獲，有意無意中為日后走南闖北的記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體能基礎(chǔ)。但是在思想上他仍然是困惑的。面對新舊軍閥混戰(zhàn)、政府腐敗貪官橫行、民不聊生的社會現(xiàn)實，他大失所望，后悔進錯了學校。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亡到了緊要關(guān)頭，然而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不僅無視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呼聲，還實行“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對外一退再退喪權(quán)失地。范長江所在的學校當局同樣壓制學生的抗日活動，這讓他深感憤怒。在一天晚點名的時候，范長江突然站出來，慷慨激昂地作了一番演說，呼吁同學們起來解救亡國滅種的危險，痛快淋漓地譴責了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那些教官們聽得目瞪口呆，大多數(shù)同學被感動得痛哭流涕。同學們雖然和他一樣有抗日的熱心，但仍被學校壓制了。這時離畢業(yè)的時間只差半年，他下定決心寧可不要這一紙文憑也要離開這所學校。1931年年底，利用一個周日出校的機會，范長江只身離開了學校，他把學校發(fā)的衣服全部留在了學校，穿走的那雙鞋子，到了北平后他還按價給學校寄回了錢。他就用這種方式表示徹底地與國民黨一刀兩斷!

　　北平的生活也很艱苦。為了讀書，他給北大的教授做過剪貼員，為北大的學子們練過早點攤。1932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哲學。1933年下半年開始，他為北平《晨報》投稿并逐步當上了特約通訊員，同時還找了一份到中學講課的兼職工作，經(jīng)濟上稍有好轉(zhuǎn)。在此期間他擴大了自己的求知范圍，從哲學、政治、經(jīng)濟、外語一直到軍事領(lǐng)域都有所涉獵。為了研究抗日軍事問題及未來可能發(fā)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他曾想組織一個研究團體并在《晨報》上發(fā)了啟事，雖然沒有搞成，但此事在北大學生中引起了轟動效應(yīng)。

　　1934年除了當新聞記者外，范長江還做了兩件事。一是系統(tǒng)地研究了蘇區(qū)的土地問題，這些資料都是從公開出版物上得來。二是去了南昌。在南昌，他通過朋友秘密躲在小旅館里，如饑似渴地飽讀了大量來自江西蘇區(qū)的油印小冊子、傳單等。幾百種來自蘇區(qū)的材料，雖然并不完整與系統(tǒng)，但通過學習研究，他開始明白在此之前對共產(chǎn)黨的了解根本不對頭，是被人欺騙了。他還以自己當過軍人的經(jīng)歷衡量紅軍，發(fā)覺紅軍是一支組織得極棒的軍隊，還知道了紅軍在江西打了諸多大勝仗，根本不是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取得了所謂“剿匪勝利”。南昌之行，收獲很大，雖然沒有完全解決縈繞心頭的問題，但范長江得出一個基本結(jié)論：國民黨已經(jīng)腐化墮落，共產(chǎn)黨在認真革命。他帶著繼續(xù)研究共產(chǎn)黨和紅軍政策的想法回到了北平。南昌之行成為他日后走向中國的西北角之濫觴。

　　二

　　由于范長江的出色文筆，他寫的通訊受到讀者的喜愛，影響也越來越大。天津的《大公報》又主動找他，讓他斷供天津《益世報》，專門給《大公報》寫稿。從1935年年初，范長江成了《大公報》的專門撰稿人，但還不是報紙的“在編人員”，每月只給固定稿費15元，這已經(jīng)是《晨報》給的兩倍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到了1935年春天，四川西北部也有了紅軍的活動。從南昌回到北平后，范長江就有心去西北地區(qū)進行考察，他一直認為，將來與日本侵略者開戰(zhàn)，中國的西北就是戰(zhàn)時的大后方。雖未成行，但想法一直就沒有放下。在得知紅軍的消息后，又聞聽紅軍北上是為抗日，出于記者的職業(yè)敏感，覺得這是一個大事件，而他更想搞清楚的是紅軍的目的。而此時，國民黨對紅軍的消息不是封鎖就是歪曲，用不實之言迷惑民眾，范長江想搞清楚的也正是全國民眾想要知道的真相。

　　欲知真相，就要接近紅軍甚至進入到紅軍中去。如何才能做到?去西北考察早有意向，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更加大了對范長江的吸引力。于是他向《大公報》提出作為旅行記者去西北考察，為報紙寫旅行通訊，不要工資和差旅費，只要稿酬和報社提供方便，他沒有說出此行的另一個目的。這樣的“性價比”報社何樂而不為，范長江的要求被報社老板胡政之批準。

　　1935年春夏之交，范長江從天津啟程，從塘沽乘船經(jīng)煙臺、上海到杭州。在杭盤桓一周后又經(jīng)滬溯江而上至渝，7月初到達成都。一路走一路寫，走過的地方都上了他的筆端。從社會新聞到政治經(jīng)濟金融，上至地方高官下至平民百姓，從地方建設(shè)到自然風光皆有表現(xiàn)。如舟過三峽，寥寥數(shù)語便把三峽險、奇、危、美及民生之苦躍然紙上。年輕的記者筆力老到，眼光敏銳思慮深遠，80多年后的今天再讀這些文章仍然不會讓人乏味，呈現(xiàn)在眼前的是那個民族危亡時刻的社會百態(tài)，充分體現(xiàn)了記者傾心關(guān)注的是社會、民生，擔憂的是民族的未來。

　　在蓉城期間，他曾只身一人(只雇了馱行李的)出彭縣進深山老林，一心想撞見在四川西北部活動的紅軍，好探知究竟。山越走越大，林越走越密，人家越走越少。當?shù)厝丝吹剿律硪蝗耍嫠奥芬矮F出沒，土匪(不是指紅軍)當?shù)?，都勸他莫冒險前行。他也看到當?shù)氐?ldquo;土皇上”為非作歹包攬一切，縣政府都對其無力管束，只好又返回成都另想辦法。

　　短暫停留，他通過報社找到軍隊，利用軍隊的交通系統(tǒng)可以減少些危險。范長江于1935年7月14日開始了中國的西北角之行。第一段從成都到蘭州。7月14日到9月2日，行程3千余里，沿途要翻雪山，穿越原始森林渡江過河，能借助舟車者十不及二三，余下只能騎馬和步行，路途之艱辛非80年之后的年輕人可以想象。 第二段從西安到蘭州，時間是1935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10日。第三段是沿祁連山南北麓的“百日旅行”，時間在1935年2月17日到1936年的3月10日之間。第四段是游歷祁連山南北之后，繞賀蘭山四圍的旅行，時間為1936年的4月下旬到5月底。

　　范長江的西北行通訊向全國的讀者打開了一扇探視西北地區(qū)的窗子。礙于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本著客觀地以“提出問題”的方式向讀者“透露”他目力所及的社會現(xiàn)狀，勾勒出大好河山下的民生之艱。讀他的通訊除了令人驚嘆記者的才氣外，總有一種沉重感。因為他的筆觸更多地涉及底層民眾，那些形同活骷髏似的鴉片吸食者，那些背井離鄉(xiāng)的逃難者，那些十室九空蕭疏的村落，還有那些隨處可見的路旁尸體竟無人去掩埋。而民生之艱讓讀者不能不想到與軍閥混戰(zhàn)，豪強割據(jù)，政治黑暗，官吏腐敗，政府無能不無關(guān)系。

　　此外，他西北行的另一個不為人知、卻更重要的目的，他基本達到了：雖然沒有進入到紅軍中去，但他走近了他們，得知了紅軍的大量消息。在向全國讀者發(fā)回的通訊中，第一次客觀地報道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紅軍活動的消息。他是自1927年以來，在中國合法出版物上公開稱“紅軍”、對“剿匪”加引號、公開透露紅軍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的第一人。在西北行中他寫了七篇分析紅軍動向的通訊，他利用對軍事方面研究的體會，根據(jù)國民黨軍的排兵布陣對長征中的紅軍今后走向做出了預測。紅軍將領(lǐng)們也看到了署名“長江”的軍事評論，不僅有所參考還都記住了這個名字。后來范長江到延安采訪受到非常接待，或許就與這些軍事評論有很大的關(guān)系。

　　從1935年的7月到第二年的5 月，他的足跡留在川、隴、陜、寧、青、內(nèi)蒙古的廣大土地上。他的旅行通訊陸續(xù)在《大公報》上發(fā)表后，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起到了轟動效應(yīng)，報紙的發(fā)行量也因此大大增長。范長江也因此成為《大公報》的“在編記者”，工薪60元，一直到他離開報社。這些報道對全國的百姓來說無疑是空谷足音，振聾發(fā)聵!結(jié)集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后，受到極大歡迎，幾個月的時間就連出七版。這一通訊集的出版也奠定了范長江在中國新聞界的地位。

　　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國內(nèi)形勢更加錯綜復雜，流言蜚語充盈社會，真相不明的人們對中國前途無不擔憂。事變爆發(fā)后，在綏遠(今內(nèi)蒙古中部)地區(qū)作戰(zhàn)地采訪的范長江立即察覺到這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他沒有請示報社，自作主張去西安與延安采訪，“為全國讀者弄清這一頭等大事”。當時西北交通對外全部斷絕，航空、鐵路、公路皆無可通之路。

　　1937年1月18日，他由綏遠平地泉(今集寧)出發(fā)，取道寧夏經(jīng)蘭州一路艱辛，直到2月2日總算來到西安城下，沒想到東北軍少壯派軍人借口不滿蔣介石滯留張學良于南京，制造事端槍殺東北軍王以哲等將領(lǐng)數(shù)人而不能進城。幾經(jīng)周折于3日進到城里。通過《大公報》分銷處找到了鄧寶珊，又經(jīng)鄧找到楊虎城。4日午后，在楊的公館里與周恩來見了面。范長江稱“這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共產(chǎn)黨人”。

　　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范長江，說他“有一雙精神而質(zhì)樸的眼睛”，黑而粗的須發(fā)雖然剃得很光，但皮膚中仍顯示著濃黑的發(fā)根。身著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聽著有點“像江西人”。握手之后，周恩來就對范長江說：“我們紅軍里面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guān)系，我們很驚異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幾年之后，這位范長江認識的第一位共產(chǎn)黨人成了他的入黨介紹人。當天因為有旁的事情，沒有作更深入的交談，第二天他們兩個人作了“竟日長談”。所談內(nèi)容，首先是西安事變。周恩來向他詳細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經(jīng)過以及中共對事變的態(tài)度。在西安時，應(yīng)周恩來的介紹，并在他的陪同下，范長江在西安七賢莊見到了葉劍英。葉是一位“三十左右，精干結(jié)實，相當瘦長，穿學生裝，戴八角帽的漢子”。“葉劍英的風度有點西洋人味道，廣東東江人的口音還多少存留在口邊”。他們的談話主題依然是西安事變和張學良。在西安，范長江向周恩來提出去延安采訪的要求。經(jīng)延安同意后，周派車送他去延安。

　　6日，在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乘車赴延安。一共兩輛車，范長江與博古同乘一輛車，除了他們，車上還裝載了紅軍所需的物資。路上，范和曾任過中共總負責人的博古聊起了反五次“圍剿”及紅軍長征路上的事情。6日晚宿三原。7日路上壞了一輛車，只好一車載人先行。晚宿洛川縣政府，冬季屋里取暖燒炭，使范長江一氧化碳中毒，當感覺不對的時候已經(jīng)動彈困難，說不出話來，而且呼吸急促得快要不能繼續(xù)。他感到了危險，于是拼命掙扎，好不容易滾下床，開了門，爬到室外雪地呼吸冷空氣，幾分鐘后，才恢復了清醒。此次因大意而出的險情，讓他感嘆：“個人生命實在容易毀滅，不及時作些事，很快就告結(jié)束了。”這是范長江又一次死里逃生。

　　9日到達延安。范長江的下榻地被安排在抗日軍政大學。“校門上貼了許多歡迎我的標語，因為中國新聞界之正式派遣記者與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在蘇區(qū)公開會見者，尚以《大公報》為第一次也。”因為是第一次也是第一個，所以當時在延安的中共領(lǐng)袖們幾乎都來到他的住處，見見這個早知其名，并能精準預測紅軍動向的《大公報》記者是個什么樣的人。也正是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這個文件顯示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新形勢下所采取的方針政策，具有深遠意義。而范長江的到來，無疑能對傳播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方針政策，在不明真相的公眾面前客觀、公正、真實地展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宗旨有著巨大的幫助，所以他受到不同尋常的接待與此或不無關(guān)系。

　　范長江以他簡潔生動的傳神筆觸，將他在延安見到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們的第一印象，傳達給了千百萬《大公報》的讀者。最先見到的是抗大校長林彪，以后依次來到的是“宣傳部的吳亮平先生”，之后是廖承志，劉伯承。黃昏時分來的是林祖涵(伯渠)和朱德。“悄然出現(xiàn)的是丁玲女士”。“現(xiàn)任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先生(洛甫)，戴著不深的近視眼鏡，出現(xiàn)于人群中，他的談風輕松精到，不似曾過萬重山者。”

　　“最后到的是毛澤東先生，許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優(yōu)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diào)，又類三家村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發(fā)稍為長了一些。”與毛澤東一塊來的是“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生”。晚宴前的談話緊張熱烈。

　　范長江來到毛澤東的窯洞“作竟夜之談”。竟夜長談的話題極為豐富，在他寫的通訊報道中，只是用千余言作了簡要陳述。這“竟夜之談”為范長江的革命生涯揭開了新的一頁。32年后，他回憶道：“在延安，毛主席教導我一個通宵，這十個小時左右的教導，把我十年來東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和幾個大問題全部解決了，我那天晚上之高興，真是無法形容的，對于毛主席的敬愛心情，由此樹立了牢固的根基。從那晚談話中，我弄清了三大問題。”這三個問題是，其一，中國現(xiàn)階段革命的性質(zhì)問題;其二，民族矛盾和階級斗爭矛盾的關(guān)系問題;其三，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國的出路，在我來說，是找到了。”

　　范長江本想留在延安搜集資料為寫長篇著作做準備，但毛澤東對他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利用我在的《大公報》及其他各種可能的方法，向全國人民作廣泛的宣傳，動員全國人民團結(jié)起來，一致抗日。”根據(jù)毛澤東的建議，范長江離開延安，經(jīng)西安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的范長江，于2月15日發(fā)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的時事評論。這篇文章將西安事變的真相告訴了國統(tǒng)區(qū)的人民群眾，一發(fā)表即使社會轟動，成為當時的特大新聞。由于文章的內(nèi)容與觀點同西安歸來的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的報告大相徑庭，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此范長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受到監(jiān)視。

　　3月初，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接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這份談話記錄稿毛澤東給了斯諾一份，又請他轉(zhuǎn)寄給范長江，請他在可能時發(fā)表。毛澤東對范長江寄予厚望，而范長江也沒有讓毛澤東失望，在以后的新聞戰(zhàn)線上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