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建國的歷史源流

　　在我們黨的政治主張與實踐中，一直彰顯著內含了民主與團結的“聯合”這個關鍵詞。1947年的“雙十宣言”中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發(fā)布了“五一”口號，開啟了黨領導和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建設新中國的歷史篇章。“五一”口號發(fā)布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響應，并就新的政協會議時間、地點、組成單位、參會人選等展開初步討論，并于1948年11月25日達成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

　　1949年9月21日—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開始組建中央人民政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正式成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作出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經過一年多的準備，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于次年9月15日開幕，通過了“五四”憲法。此后，人民政協不再代行全國人大職權的作用，作為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繼續(xù)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協商建國實踐的經驗與啟示

　　首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是根本保證?？傆[協商建國的歷史，我們黨一向注重廣泛的民主協商、注重民主協商基礎上的聯合，并積極地推動有關實踐，根據政治發(fā)展的形勢，號召包括各民主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內的廣泛主體一起協商建國。在我們黨的有效組織下，不僅成功協商，避免了議不起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也在民主協商的過程中展現了我黨及其領導干部的政治風度、民主作風，進一步增強了黨的領導力。

　　《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強調，“加強協商民主建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只有在這個根本原則的指引下，協商民主才更能實現和維護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才能彰顯其人民民主的特色，才能體現“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特質。

　　其次，通過廣泛主體的商量博采眾謀，才能真正大團結大聯合。在協商建國的過程中，參與商量的主體是非常廣泛的。毛澤東1948年5月1日給李濟深、沈鈞儒的信中說，“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最終確定的參會主體，包括了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qū)域、各民族的代表。廣泛的主體，通過多種形式進行了不同層次深入協商，最終博采眾謀、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決定。協商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包括黨內不同層次的協商、中國共產黨代表與黨外人士的個別協商、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座談商量、政協會議上的商量、結束政協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前期憲法制定中的討論等。多種多樣的協商過程中，博采眾謀、彼此之間不斷調整和整合利益訴求與政策主張，最終達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決定、制定了系列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

　　黃炎培曾經就政協會議說，“說話的特別多”“最后結果，得到皆大歡喜，沒有一個人還保留一些兒不痛快的心理，這個結果，就是尊重每一個人意見所得的結果，這是一種驚人的收獲”。

　　總之，協商建國的歷史表明，通過廣泛主體的商量博采眾謀才能真正實現大團結大聯合。廣泛的主體，意味著人民與他們的代表參與其中;商量并博采眾謀，意味著廣泛的主體在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充分發(fā)揮策與謀的作用;真正實現大團結大聯合，意味著我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這一經驗，也是當前建設與發(fā)展和運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需要繼續(xù)重視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做好人民政協工作，“必須堅持人民政協的性質定位”“必須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必須堅持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這三個“必須堅持”，與廣泛主體的商量博采眾謀才能真正實現大團結大聯合這一經驗相契合。

　　再次，協商的成功既有賴于協商主動性，也有賴于協商方法藝術。協商建國的成功，固然有特定的歷史和時代因素，但回顧協商建國的歷史會發(fā)現，其成功一方面源于我們黨的協商主動性，另一方面則源于一系列有效的協商方法與藝術。

　　一方面，我們黨是有協商主動性的。不僅有“五一”口號號召各方主體商量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復電各民主黨派電報中“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等協商意識和理念的體現，更有在大革命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抗戰(zhàn)勝利后及解放戰(zhàn)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及其后堅定的協商意識與理念，積極主動領導與組織相關協商的實際行動。另一方面，運用了有效的協商方法與藝術。比如，發(fā)起協商時找到各方主體的共同利益，又比如，協商過程中注重深入而充分的互動，包括新政協代表提名中“時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斟酌再四，費時達數周之久”。

　　總之，協商的成功既有賴于協商主動性，也有賴于協商方法藝術。無論是協商主動性及其背后的協商意識和理念，還是協商方法與藝術，都是黨和政府機關及其干部民主協商素養(yǎng)的體現。這種民主協商素養(yǎng)，也是當前建設與發(fā)展和運用協商民主不可或缺的。當前，《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針對黨委領導同志明確要求，“以身作則，帶頭學習掌握協商民主理論，熟悉協商民主工作方法，把握協商民主工作規(guī)律，努力成為加強協商民主建設的積極組織者、有力促進者、自覺實踐者”。要更好地建設與發(fā)展和運用協商民主，必須提高廣大干部的民主協商素養(yǎng)，這涉及協商知識、協商態(tài)度、協商能力等方面。

　　最后，無論是協商內還是協商外，都應關注各方主體的感受。回顧協商建國的歷史，各方主體感受的正面性，也是值得關注的內容。這里說的各方主體感受，既涉及協商過程中的內容，也涉及前協商、后協商等環(huán)節(jié)。

　　一是參與前的認同感。很多參與到協商建國的主體，其積極參與協商建國，不能說沒有受到其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干部的好感、認同感影響。黃炎培、傅作義、鄧寶珊、費孝通等人在談及協商建國時，就高度評價了解放軍的態(tài)度、解放區(qū)干部的工作、毛澤東等人的領導風格、共產黨的作風等。

　　二是參與中的平等感。在新政協的籌備過程中，蔡廷鍇曾在《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首次會談中贊嘆說，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非常之好。另外，在新政協的籌備等協商建國的過程中，我們黨采納了很多黨外人士提出的建議。這種采納，本身就是一種能營造平等感的做法。

　　三是參與后的滿意感。協商建國的過程，讓廣大黨外人士感受到了濃厚的民主氛圍。廣大黨外人士參與之后也是滿意的。這種滿意，不僅僅是因為意見建議的采納而后形成的政策文件付諸實施，同時也是因為在政府組建過程中充分體現了“民主聯合”的性質。這表明，建設與發(fā)展和運用協商民主，基于“聽”的主體間互動是重要的，但基于想的換位思考也是不容忽視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遇到關系復雜、難以權衡的利益問題，要認真想一想群眾實際情況究竟怎樣?群眾到底在期待什么?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這體現了基于“想”的換位思考、自我對話的重要性。只有強化換位思考、自我對話，才更能關注到協商民主建設與發(fā)展和運用過程中各方主體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