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朝歷代，其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和文化習俗，都是處于不斷的變化改革中，大的變法改革就有子產變法、商鞅變法、王莽新政、永貞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戊戌變法等，其經驗教訓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變法的時機

　　商鞅變法時秦國長期內亂，兵弱主卑、貧窮落后，渴望變法圖強。王莽新政，更處于西漢末期政治“有七亡而無一得”、人民境況“有七死而無一生”、朝野上下都渴望變革的大好時機。這種情況的變法改革宏觀上都順應了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因此對時機的把握，是決定變革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改革的時機而論，最為超前的是春秋時鄭國子產改革，取得了罕有的成功，就在于他能把握時機、創(chuàng)造改革環(huán)境。子產執(zhí)政之初(公元前543年)，先進行作為國家基石的田地制度的整頓，改變土地不均的狀況;待田制改革促進了農業(yè)生產、得到國民擁護后，執(zhí)政的第五年進行軍事制度的改革;待軍制改革增強了國防力量，執(zhí)政的第七年再進行法制改革，“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在法制史和社會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變法的政治權力基礎

　　自上而下地推行變法改革，政治權力基礎至關重要。

　　戰(zhàn)國時期有兩次成功的變法，一次是魏文侯-李悝變法，魏文侯28歲即位，在位50年;另一次是秦孝公-商鞅變法，秦孝公20歲即位，在位25年。兩位君主年富力強，長期掌握大權，給予變法強有力的支持。

　　與這兩次改革不同，缺乏政治權力基礎，特別是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的支持，是永貞改革、慶歷新政、戊戌變法等改革的致命缺陷。永貞改革和戊戌變法有不少共同之處。第一，前者依靠的是一個在位只有幾個月、還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唐順宗;后者依靠的是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第二，改革集團都是一群地位不高的新人，前者的核心人物王叔文是翰林學士，王伾是翰林待詔，柳宗元、劉禹錫是員外郎，有筆無劍，主持改革被諷為“秘書干政”;后者的核心人物康有為是個無權覲見皇帝的工部主事，梁啟超是個沒有官職的舉人，地位最高的譚嗣同也只是個四品軍機章京，起草諭旨文書而已。第三，反對勢力過于強大，永貞時宦官和藩鎮(zhèn)已長期把持國家權力，盤根錯節(jié);戊戌時朝廷的最高權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掌管中樞機關和地方的實權官員大多是反對維新的守舊派。

　　在這種極為懸殊的力量對比下，保守勢力一反撲，革新勢力頃刻瓦解：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和藩鎮(zhèn)迫使順宗立敵視改革集團的李淳為太子，八月又迫使順宗“禪位”給李淳(唐憲宗)，改革集團人物俱被清算放逐;與此類似，戊戌年9月慈禧得到維新派密謀逼宮的密報，立刻軟禁光緒，再次垂簾聽政，下令捕殺維新黨人?？涤袨?、梁啟超逃亡海外，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害。

　　永貞王叔文集團掌權只有146天;戊戌變法自6月11日光緒頒“明定國是”詔書到慈禧廢止新政，僅維持了103天。

　　變法內容是否利國利民

　　子產改革，以“為田洫”為先行，厘清土地所有權，收回大貴族違制占有的土地進行再分配，承認新興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征收稅賦以增強國防等。一開始遭到國人反對甚至仇視，傳誦說“取我衣冠而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但三年之后，土地不均的情況得到糾正，農業(yè)生產得到發(fā)展，國家也富強起來。國人轉而擁護子產的改革，傳誦說：“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改革軍賦制度，讓“野人”即被征服地區(qū)人民與國人同樣納稅服役;“鑄刑鼎”將法律公布于眾，改變“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實行“學而后入政、擇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這些改革起初也招致許多人反對，但由于這些改革確實利國利民，很快就得到了國人的擁戴。

　　與之相反，以搜刮民財為目的的改革必然招致失敗。在王莽新政的16年中(公元7—23年)，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輕易重。如第一次，詔令在當時流通的五銖錢之外，增發(fā)三種貨幣：“大泉”“契刀”“錯刀”。“大泉”重十二銖，值五十枚五銖錢，是20多倍的不等價交換，“契刀”值五百，“錯刀”值五千，更是上百倍的不等價交換，用政治權力赤裸裸地掠奪人民財產。王莽這些倒行逆施的“新政”，激起各階層的強烈反對，爆發(fā)了全國性的大起義。

　　變法的策略

　　成功實施改革的子產、魏文侯、李悝、張居正等，都有豐富的從政經驗。

　　子產20歲率家兵平定鄭國內亂后即參與國政，29歲為卿，40歲擔任國卿(首相)，深知使鄭國由衰而興的關鍵所在。鄭國是夾在晉楚兩強之間的弱國，子產采取“從晉和楚”的策略，爭取了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同時“為田洫”“為丘賦”，發(fā)展經濟增強國防;再順次進行法制、軍制、用人制度等改革，使鄭國得以變強。

　　張居正隆慶六年(1572年)成為首輔前已有25年從政經歷，先后掌管國子監(jiān)、翰林院、吏部，掌握了一批軍政人才。他成為首輔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他首先爭取到李太后和“內相”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馮保的支持，得以主持和裁決軍政大事十年，有了推行改革的政治權力基礎和時間。他在財政上清丈田地，推行總括賦役的“一條鞭法”，使得國庫充盈;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考核各級官吏，政體為之肅然。

　　與之相比，永貞和戊戌的改革集團，則都是缺乏政治歷練，甚至沒有從政經驗的書生。永貞改革集團的王叔文、王伾擔心病入膏肓的順宗不久于世，不顧積弊深重的政治現(xiàn)實，企圖一日盡除宦官藩鎮(zhèn)弄權的弊政，又不善妥協(xié)，終使永貞改革流星般墜毀。

　　甲午戰(zhàn)爭后，朝野很多人都認識到舊法的不足和洋務運動的局限性，呼吁變法。但戊戌維新集團急于求成，在變法的103天中，光緒帝共發(fā)出改革諭旨286件，其中八九月之交的17天內，竟下達了132件諭旨，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幾乎都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幾乎都得不到執(zhí)行。改革內容上要盡采西法，將傳統(tǒng)的東西都視為落后一概擯棄，大量裁減官吏，裁減綠營，令旗人自謀生計，廢除科舉……甚至要搞“中美英日合邦”，請外國人來華執(zhí)政和變法。不僅守舊派反對，連許多支持變法的人士也不贊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