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為：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在第九屆中挪社會政策研討會上的演講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演講的主題是基于會議設定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與財稅制度改革》之下談談自己的認知，我簡要地勾畫基本的看法。
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社會意義，即在中國的必要性與挑戰(zhàn)性
1、走向現(xiàn)代國家，我們在力求達到全面小康而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過程中，需要完成社會階層分布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演變，使中等收入群體成為社會成員的大多數(shù)，從而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
2.今天上午我說到自己的看法，就是中等收入群體在概念上，我強調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中等收入群體的衡量標準是動態(tài)變化的。特別是一個經濟體里，如何正確地把握和其他非中等收入群體之間的關系，是動態(tài)調整變化里最實質性的問題。如果將中等收入群體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其他的經濟體相比，我覺得還是有共性的?；镜奶卣魇牵@些社會成員應該是有恒產的，就是老百姓關心的有房、車和現(xiàn)金儲蓄。今天上午我也特別強調了一句話，這個房拿在手里不能是當房奴的痛苦狀態(tài)。有了房就按中國的話講，有恒心、家境殷實、可以過體面的生活，雖不豪富，但生存、溫飽層面之上的發(fā)展需求跟隨社會主流發(fā)展的享受需求，都可以得到基本的滿足。中等收入階層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每年和家人做一些出外旅游的安排，包括境外旅游。
3、中等收入群體的形式壯大，與經濟發(fā)展、教育、醫(yī)療、社保水平和國民素質的提高，有緊密和內在的聯(lián)系，是一個社會走向成員穩(wěn)定的重要構成因素和催化劑。
4、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正在形成和擴大。近年，財富管理、保險等行業(yè)的發(fā)展，出境旅游的升溫等，都與此有關。但同時伴隨著“收入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社會糾結與焦慮，收入提低擴中限高，如處理不好，將加重“矛盾累積、隱患疊加”。
二、財稅制度改革中應構建提低擴中限高的基礎性制度的長效調節(jié)機制
1、財稅改革是為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夯實基礎、形成支柱的配套改革，其三大方面(預算、稅制和中央地方體制)具有有機聯(lián)系，需整體把握。
2、提低擴中限高的直接制度建設任務。
一是社會保障體系。除了養(yǎng)老還要發(fā)展第二、第三支柱，在養(yǎng)老第一支柱方面已經存在很多年討論來討論去總是不能解決的實際性問題。其實方向已經明朗，就是舉步維艱，就是不能解決啃硬骨頭的不良狀態(tài)。
二是在稅制改革方面，我們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特別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說全一點，整個間接稅和直接稅體系合在一起要形成配套改革，突出的是涉及到現(xiàn)在還沒有完成的，在改革重點和基本事項里列入的消費稅的改革、房地產稅的改革、個人所得稅的改革等等，以及未來還要研究開征的遺產和贈予稅。
三是具體的配套上，我還可以舉個例子，前面提到的養(yǎng)老體系除了基本養(yǎng)老第一支柱之外，還有企業(yè)年金、職業(yè)年金的第二支柱，培育和壯大中產階層。這樣的改革涉及到資本市場和機構投資人的發(fā)展。比較遺憾，說了這幾年，實際的進展還相當有限，我們也沒有通過公開渠道聽到原來在上海本地也應該率先啟動的試點有什么基本經驗的信息發(fā)布。
三是在反貧困、救濟撫恤和救災體系機制方面。現(xiàn)在從托底開始，決策層有精準的扶貧要求，以及更有力度、更有效率的應給與救濟。精準扶貧是從“十三五”決勝階段，到2020年要完成全面小康的既定目標倒推回來，中國農村7000萬貧困人口必須在未來這幾年之內脫貧，否則全面小康只完成10年間人均GDP再翻一番，是不足以體現(xiàn)全面地表述內涵的。精準扶貧就是一個供給側理性管理典型的案例，絕對不是一個總量問題，它是要在中國把所有7000萬人口的致貧因素分析到位以后，各自對癥下藥，形成一套能夠達成時間表要求的解決方案。這里包括異地搬遷扶貧，派專家到每個具體的農村社區(qū)，通過土壤的檢驗、氣候的分析、專家方案的建議，打開生產——無論種植或者是養(yǎng)殖方面的門路，解決不是需要異地扶貧搬遷區(qū)域的農村社會成員怎么樣致富的問題。另外，包括怎么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這是另外的情況。比如說少數(shù)民族邊遠地區(qū)修路的問題，要想富先修路，以及盡快帶他們致富的問題，這都是財政發(fā)力的問題。
3.以財稅改革支持在配套改革中形成社會成員“縱向流動”的現(xiàn)代化制度機制。現(xiàn)在很多人越來越擔心縱向流動的通道越來越窄，很容易把階層固化，很多人有這樣的感受。從這個角度來說，至少提這幾點：
一是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提出的編篡民法典、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的改革和糾正錯案冤案。我們知道，前幾年有企業(yè)家入獄的案例是被他們稱為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這些事能不能澄清，如果真的能夠澄清是要糾正的。所以，要走向縱向流動的通道。
二是通過一系列措施進一步地促進機會、規(guī)則、過程的公平。有了這樣的公平，只會更有效地促進效率。所謂公平與效率的權衡，指的是結果的均平狀況，不能走到兩極分化收入懸殊，那是需要權衡的再分配調節(jié)的目標。
三是以教育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現(xiàn)在學校的硬件都有現(xiàn)代化的氣息，但是他們的軟件不敢恭維。在中國被稱為最高學府的北大、清華受到很多批評，我認為這些批評是有道理的。你看看歐美，特別是職業(yè)教育有成套教育的歐洲國家，他們到了碩士的層級，中國在這方面要進一步考慮怎么實質性地推進教育改革。
四是以科技改革破解“官本位、行政化”改革，這勢在必行。我們要解決這方面應有的激勵和應有的環(huán)境制度建設問題。這個文件下去以后，在2016年年底的時候要配上實施細則，我們后來看到，比如說社科基金和其他區(qū)域管理部門，他們給出了相關的實施細則，但是很遺憾，中央部委涉及到的層面，比如說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的實施細則到現(xiàn)在還是部分的，而不是系統(tǒng)化的，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進一步全覆蓋。
五是人事制度改革破解“任人唯親、人身依附”。在這方面中國有傳統(tǒng)的糟粕因素，但是我們無可回避，我們別無選擇，在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在這方面也納入改革。我認為這些都是要涉及到中等收入階層培育的改革任務。
4.相關的改革要啃硬骨頭的案例是觀察：直接稅。房地產稅加快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仍千難萬難。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符合“千呼萬喚未出來”。遺產和贈與稅尚不具備官員財產報告和公示制度這一先決性制度條件。
這些都帶有非常明顯的難度，但是我們希望能夠按照中央的精神，在改革的深水區(qū)抓住中國現(xiàn)代化的關鍵一招，把硬骨頭啃下來，謝謝大家!
(根據(jù)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