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史記》的平民精神，體現(xiàn)出對歷史真實的看重，顯示了歷史判斷的公正，也表現(xiàn)了史家的開明與智慧。

　　我們捧讀《史記》，仿佛與文化偉人交談，在閱讀中感知作者的文化人格，理解作者的文化精神，體會作者的文化智慧。

　　《史記》原稱《太史公書》，以一百三十卷的篇幅，記述了從傳說時代黃帝至漢武帝執(zhí)政時期的歷史?！妒酚洝肥堑谝徊考o傳體通史，列為“二十四史”的第一種，被看作史學和文學共同的經(jīng)典?！妒酚洝烽_創(chuàng)的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記述歷史的體例，形成了久遠的影響。

　　《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揚雄《法言·君子》說：“《太史公》，圣人將有取焉。”桓譚《新論》也寫道：“通才著書以百數(shù)，惟太史公為廣大，余皆叢殘小論。”班彪曾經(jīng)贊譽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視前，圣人之耳目也”?！墩摵?middot;案書》又有這樣的評說：“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河漢也，其余，涇渭也。”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贊賞司馬遷“博物洽聞”，其書則“馳騁古今”。歷代評價之所謂“千古之至文”，“群史之領(lǐng)袖”，“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等，都體現(xiàn)出《史記》深刻宏遠的文化影響。

　　司馬遷撰寫《史記》，是在承受酷刑、身負屈辱的特殊情況下完成的。他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保留了社會歷史記憶中最有價值的內(nèi)容。對于殷商史事，少有其他文獻提供相關(guān)信息，而千百年后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以及考古諸多實證，說明《史記》包括商王世系等有關(guān)記錄大體是真實可信的。對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軍事與外交，對于秦統(tǒng)一的歷程，對于楚漢戰(zhàn)爭的演進，對于劉邦建國史、文景之治的實現(xiàn)以及漢武帝時代的諸多成就，《史記》也都有生動具體的描述。顧頡剛說，有關(guān)劉項競爭的記錄，“筆力之健”，“震撼一時，叱咤千古”，而《史記》中另一“最精彩及價值最高部分”，即“武帝之世”。“武帝時事為遷所目睹，其史料為遷所搜集，精神貫注，光照千古”。司馬遷寫當代史，多有清醒的歷史判斷以及勇敢的歷史批評發(fā)表。后來有以“謗史”相指責者，而多數(shù)讀者通過《史記》則為史學的良心和史學家的骨氣所感動。

　　李長之曾經(jīng)評價司馬遷《史記》：“從來的史書沒有像它這樣具有作者個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腸。所以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書，而且是司馬遷自己的一部絕好傳記。因此，我們必須能把握《史記》中司馬遷之主觀的用意，才能理解這部書，才能欣賞這部書。”可能正是因為具有這樣的文化個性，“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我們捧讀《史記》，好像與這位文化偉人交談，可以親近他的文化人格，可以理解他的文化精神，可以體會他的文化智慧。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對司馬遷與他所處時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漢武帝進行過比較。他注意到這兩位歷史名人有共同之處：“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fā)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nèi)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史記》成書，并成為史學史上的高峰，文化背景正是漢武帝時代的歷史進步。然而，司馬遷又超越了他生活的時代。“司馬遷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活動永遠常新，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情感，特別是寂寞和不平，永遠帶有生命，司馬遷使可以和亞歷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顯得平凡和黯然無光了!”“一方面，他們有許多相似處，而且太相似了!漢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馬遷表現(xiàn)在學術(shù)上。‘天人之際’，‘古今之變’，‘一家之言’，這同樣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亞歷山大，司馬遷就是亞里士多德。這同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xiàn)而已。”然而另一方面，“漢武帝在許多點上，似乎是司馬遷的敵人，抑且是司馬遷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筆墨上的人”。司馬遷與漢武帝共有彼此輝映的歷史光芒，然而就文化高度而言，前者又壓倒了后者。重要原因之一，是《史記》在一定意義上表現(xiàn)出平民立場、平民情感和平民理念。

　　對社會普通人群的關(guān)心，是《史記》最突出的文化特色。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寫道：“(《史記》其書)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游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他關(guān)注司馬遷此奇異之“深意”，于是感嘆：“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翦伯贊也說，“《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不僅替皇帝寫本紀，也替失敗的英雄項羽寫本紀;不僅替貴族寫世家，也替叛亂的首領(lǐng)陳涉寫家;不僅替官僚寫列傳，也替秦漢時代的哲學家、文學家、商人、地主以及社會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俠、滑稽寫列傳。他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的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方面的動態(tài)，而皆予以具體而生動的描寫。”他認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guī)模的社會史”。對社會低端“階層”的關(guān)注，是《史記》作者獨特的視角。

　　我們在對漢代的兒童勞動與勞動兒童進行考察時注意到，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追述自己早年經(jīng)歷，曾經(jīng)回顧在“年十歲則誦古文”之前，有“耕牧河山之陽”的勞動實踐。司馬遷童年體驗過“耕牧”勞動生活，使得他與社會下層勞動群眾能夠情感接近，心靈相通。《史記》關(guān)注社會底層人群的物質(zhì)生產(chǎn)與物質(zhì)生活，也理解勞動階級的身心體驗，應當與這樣的童年生活有關(guān)?！妒酚洝酚谑遣⒉粌H僅矚目帝王將相的歷史表演，如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所說，能夠“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

　　對一些歷史名人早年貧困生活與勞動經(jīng)歷的關(guān)注，是《史記》獨自的文化個性，因此超越諸多其他史書而顯現(xiàn)出社會史觀察的獨特眼力。如劉盈兄妹幼時隨呂后參與田間勞作的故事，見于《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所謂“兩子”，就是劉邦帝業(yè)后來的繼承人漢惠帝劉盈和嫁給張敖、成為趙國王后的魯元公主?！稘h書·高帝紀上》只說“呂后及兩子居田”，缺寫了“耨”的勞作細節(jié)。也許班固認為“耨”作為具體田間勞動形式并不重要，然而司馬遷因為這一個字的使用，就表現(xiàn)出歷史見識的高超?！墩摵?middot;骨相》從《漢書》說?！锻ㄖ尽肪砦迳稀肚皾h紀·高祖》則認同《史記》的筆法。漢文帝竇皇后的弟弟竇少君幼年被拐賣從事苦役的故事，見于《史記·外戚列傳》。竇少君“年四五歲時”，“為人所略賣”，“傳十余家”，從事“入山作炭”勞作，曾經(jīng)遭遇地質(zhì)災害，經(jīng)歷生死劫難，“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后來得與竇后相認，隨后方躋身豪貴集團。又如《史記·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大將軍衛(wèi)青私生子出身，“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shù)。”這位為漢帝國擴張創(chuàng)立顯赫軍功的名將，“少時”曾“牧羊”，經(jīng)歷過屈辱生活?！妒酚?middot;平津侯主父列傳》記述，漢武帝時名相公孫弘早年“家貧，牧豕海上”。據(jù)《史記·平準書》，卜式在得到漢武帝信用之前，“以田畜為事”。他后來回顧人生初年經(jīng)歷，自稱“少牧”。司馬遷對這些故事密切關(guān)心，認真寫述，是有史家的深意的。我們由此也可以體會他以經(jīng)歷“耕牧”勞動生活為人生基點的“精神史，心靈史”。

　　司馬遷童年曾經(jīng)從事“耕牧”勞動，后來官任太史令，得以在帝王身邊服務，然而如他自己所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而經(jīng)歷人生悲劇，“詬莫大于宮刑。”如《報任安書》所說，“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阘茸之中”，他是在身處卑賤屈辱的社會下層的情況下，完成了《史記》的撰寫的。這當然可以使得他容易親近平民的生活，理解平民的心思。

　　《史記》以平民精神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優(yōu)勢，超越“千古”“群史”，成就了中國史學公認的經(jīng)典。

　　《老子》說：“強大處下。”“高以下為基。”“大者宜為下。”司馬遷正是立足“為下”“處下”的立場，占據(jù)了史學學術(shù)的制高點?！妒酚洝返钠矫窬?，體現(xiàn)出對歷史真實的看重，顯示了歷史判斷的公正，也表現(xiàn)了史家的開明與智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