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們在教室里做功課，抬頭就能看見對面先生的舊居。老年人在街道上散步，走過的都是先生踱過的道路。

　　即便不是每個人都讀過先生的書，大部分人也沒親眼見過，但魯迅，是整個街區(qū)居民最熟悉的鄰居。

　　王寅家住橫浜橋。

　　自橫浜橋沿著四川北路朝北，經(jīng)過內(nèi)山書店舊址，經(jīng)過山陰路魯迅故居，繞到甜愛路，就到了魯迅公園。魯迅先生的墓，就在里面。

　　因為先生的緣故，這一帶都有了不一樣的意涵。

　　魯迅的住所、魯迅的藏書室、魯迅光顧的書店、魯迅朋友們的住處、魯迅最后的安息地，都在這一區(qū)域。

　　少年們在教室里做功課，抬頭就能看見對面先生的舊居。老年人在街道上散步，走過的都是先生踱過的道路。

　　即便不是每個人都讀過先生的書，大部分人也沒親眼見過，但魯迅，是整個街區(qū)居民最熟悉的鄰居。

　　拉摩斯公寓

　　深夜留盞燈

　　王寅小時候，中學教室的對面，就是魯迅住過的四川北路上的拉摩斯公寓(北川公寓)。

　　這是英國人拉摩斯所建的公寓，占地1450平方米，鋼筋混凝土結(jié)構(gòu)。公寓每一套都有臥室、會客室、廚房、衛(wèi)生間，分門進出。

　　1930年，魯迅的朋友、內(nèi)山書店主人內(nèi)山完造為魯迅在拉摩斯公寓找到了住處。5月，魯迅從景云里遷入公寓，住三樓。當時，公寓里的住戶多為外籍人士，是一幢國際化公寓。柔石、馮雪峰、郁達夫、史沫特萊和內(nèi)山完造成了魯迅新家的?？汀?/p>

　　正值國民黨白色恐怖最盛時期，魯迅不顧個人安危，在1932年讓當時中共最高領(lǐng)導人瞿秋白及其夫人在家里避難半個月之久。是年12月，陳云奉命前往魯迅先生家轉(zhuǎn)移瞿秋白夫婦，匆匆與先生見過一面。這是陳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魯迅。在1936年10月聽到魯迅先生逝世消息后，正在莫斯科共產(chǎn)國際工作的陳云即以“史平”為筆名，寫了一篇題為《一個深晚》的文章回憶這次會面。陳云寫道：

　　“大約是深晚十一時許了，我坐著一輛黃包車，把戴在頭上的銅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吳淞路買來的一件舊的西裝大衣的領(lǐng)頭翻起蓋滿兩頰，由曲曲彎彎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電車掉頭的地方就停下了黃包車。付了車錢，望四邊一看，沒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進了沿街的一座三層樓住宅房子的大門。這是一座分間出租的住宅，走進大門就是樓梯。大約是在三層樓的右首的那間房間的門口，門上有著一個同志預(yù)先告訴我的記號。我輕輕的扣了兩下，里面就出來了一位女主人。我問：‘周先生在家嗎?我是×先生要我來，與×先生會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氣的請我進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經(jīng)準備好了，他的幾篇稿子和幾本書放在之華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還有一個小包袱裝著他和之華的幾件換洗的衣服。我問他：‘還有別的東西嗎?’他說：‘沒有了。’‘為什么提箱也沒有一只?’　我奇怪的問他。他說：‘我的一生財產(chǎn)盡在于此了。’……我說著，正想下樓去叫車子，旁邊那位五十以外莊重而很關(guān)心我們的主人就說：‘不用你去，我叫別人去叫黃包車。’　說著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黃包車去。這時候，秋白同志就指著那位主人問我：‘你們會過嗎?”我和那位主人同時說：‘沒有。’秋白同志說：‘這是周先生，就是魯迅先生。’同時又指著我向周先生說：‘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誠懇地尊敬地說了一聲。的確，我是第一次見魯迅。他穿著一件舊的灰布的棉袍子，莊重而帶著憂愁的臉色表示出非常擔心地恐怕秋白、之華和我在路上被偵探巡捕捉了去。他問我：‘深晚路上方便嗎?’‘正好天已下雨，我們把黃包車的篷子撐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氣回答他……我這第一次的會見魯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會見魯迅了……當我讀了報紙上魯迅病卒的消息時，我腦子里一陣轟轟的聲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幾分鐘，那身穿灰布棉袍和莊嚴而帶著憂愁臉色的魯迅立刻在我腦子里出現(xiàn)，似乎他還在說：‘深晚路上方便嗎?’……魯迅雖死，魯迅的精神不死。”

　　1932年，紅四方面軍將領(lǐng)陳賡秘密來滬，魯迅也是在拉摩斯公寓與他會談至夜深。到公寓來拜訪過魯迅的，還有文學青年孔另境。1932年暑假前因為黨組織傳遞革命書刊而在天津被捕，后經(jīng)魯迅先生托人全力營救而保釋出獄?；氐缴虾?，孔另境一心想“去結(jié)識這個富有俠義心腸的老頭兒”，由此懷著滿腔熱情，到了魯迅當時居住的拉摩斯公寓。兩個月后，孔另境再去拜訪時，魯迅正準備搬家。1933年，內(nèi)山完造掩護瞿秋白夫婦搬到施高塔路(今山陰路)東照里12號，同年4月，魯迅搬到大陸新村9號，房子以內(nèi)山書店職員名義租下。不久，茅盾也入住大陸新村。

　　大陸新村里

　　墨跡似未干

　　搬到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后，魯迅和許多朋友變成了鄰居。

　　瞿秋白住著的東照里和大陸新村相距不過百米。而魯迅的日本友人內(nèi)山完造的內(nèi)山書店，已經(jīng)于1929年從四川北路魏盛里遷到了施高塔路11號(四川北路2048號)，就在山陰路四川北路路口。這家書店成為左翼作家活動的重要場所，也是魯迅、郭沫若、田漢等進步人士的聚集地。1935年6月，瞿秋白被國民黨殺害，為紀念亡友，魯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許多時間用于瞿秋白《海上述林》的出版、譯作上，直至逝去。

　　大陸新村9號的魯迅故居，占地78平方米，建筑面積222.72平方米，三層新式里弄房屋，復原了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東側(cè)為書櫥和床，西側(cè)置藤躺椅、妝臺、茶幾和衣櫥等家具。書桌上置綠罩燈、煙缸、煙罐、硯臺、筆、紙等物。妝臺橫頭懸掛著舊日歷，顯示著魯迅去世的日期“民國25年(1936年)10月19日”，臺上的小鬧鐘指著魯迅逝世的時刻“(上午)5時25分”。三樓北間的客房，瞿秋白夫婦、馮雪峰等曾經(jīng)在此暫住。南間是兒子周海嬰的臥室。魯迅逝世后不久，許廣平攜周海嬰移居法租界霞飛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64號。1959年9月，內(nèi)山完造先生應(yīng)邀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慶典。20日，突發(fā)腦溢血在北京逝世，與前妻美喜子同葬于上海萬國公墓。

　　在四川北路的另一頭，同樣有過留日經(jīng)歷的王寅的祖父在這里找到了住處?？箲?zhàn)時，祖父先赴重慶，后到了北京，做過一家報紙的總主編，之后帶著五個孩子和妹妹一起到上海謀生。本來吃文字飯的祖父為了養(yǎng)活一大家人，開了一家磅秤廠，也由此在之后的歲月里吃盡苦頭。他特別反對長孫王寅寫東西，希望他去學數(shù)理化，但王寅考上了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并開始寫詩。讀大學的時候，王寅在某一年魯迅的誕辰，去魯迅故居看過。先生臥室外有一個空間，里面有個柜子。趁著沒人，王寅偷偷拉開抽屜來看，里面墊著當年的舊報紙。雖是場景復原，卻很有意思。

　　也許文字自有文字的魅力，被欽點的人，很難違抗召喚。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過一個屬于詩歌的黃金年代。詩人們相互頻繁寫信，詩人這個身份在當時猶如通行證，可以到處來去，各地的詩人會管吃管住。上海詩人王寅的家，一度也是全國詩人的一個驛站。當時沒有電話也沒有短信可以預(yù)約，外地的詩人們來了，徑直跑到王寅家，沙發(fā)上一坐，王寅的父母會招待他們吃飯。當時王寅剛剛大學畢業(yè)上班。有時他不在家，也會有外地詩人跑來，把一包自己印的詩集刊物放在王寅家，說一聲“我出去找住的地方啦，以后再來拿”。

　　在1985年創(chuàng)作的《大陸新村9號》這首詩里，王寅寫道：“他閉上雙眼，合上手/一棵樹又一棵樹/靜靜地靜靜地/落滿了雪/安然熟睡/長夜漫漫長夜漫漫/漫漫”

　　穿過人生漫漫歲月，成年后的王寅去過世界上許多城市，尋訪過許多文豪的舊居。但他自己熟悉的第一張文學地圖，是在家不遠處的四川北路周邊。在王寅小時候，每年春天，學生們要去龍華烈士陵園掃墓。班主任就派學生去魯迅公園和管理員說一下，把送給魯迅先生的花圈“借來”，扛去烈士陵園，活像一個主婦派孩子去向鄰居大伯家借一根火柴。魯迅，是他們從未見過卻最熟悉的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