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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家庭征收個人所得稅”是否值得期待

發(fā)稿時間:2012-04-19 00:00:00

  編者按:稅收有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作用,與民生密不可分。據悉,有關部門已準備啟動全國地方稅務系統(tǒng)個人信息聯(lián)網工作,為“按家庭征收個人所得稅”做好技術準備。那么,按家庭征個稅能體現(xiàn)公平嗎?是否可行?本報約請兩位學者就此展開深入討論。是為上海東方青年學社與本報聯(lián)合開設的“爭鋒”欄目第十二期。

  應當以家庭為主體計征個稅

  于洪

  ●現(xiàn)行個稅制未能很好地實現(xiàn)調節(jié)收入分配、體現(xiàn)社會公平的基本目標

  ●家庭總收入比個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納稅人的實際納稅能力,因此,以家庭課稅才能體現(xiàn)稅收橫向公平的真正內涵

  目前個人所得稅之所以成為焦點話題,除了因為它和我們的可支配收入息息相關之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通脹預期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背景下,個稅的計征標準、計征方式及最終效果未能很好地實現(xiàn)調節(jié)收入分配、體現(xiàn)社會公平的基本目標。

  現(xiàn)行稅制存在明顯弊端

  從世界范圍內個人所得稅的產生和發(fā)展來看,它一直被認為是一項可以體現(xiàn)社會公平的重要稅種,擔當“劫富濟貧”的重任,因此被形象地稱為“羅賓遜稅”。

  個人所得稅制大體可分為三類:分類所得稅制,綜合所得稅制,分類綜合所得稅制。而根據課稅單位的選擇不同,又分為兩種課稅模式,即個人課稅制和家庭課稅制。我國自從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一直實行以個人為征收主體的分類所得稅制。這種稅制雖然易于征收及管理,但最明顯的弊端在于無法真正實現(xiàn)量能負擔的原則。特別是在經濟不斷發(fā)展、收入差距拉大的情況下,這種稅制模式已不能全面衡量納稅人真實納稅能力,更無法區(qū)別納稅人的各種負擔狀況。

  首先,忽略了納稅人家庭收入來源及結構的差異。在家庭總收入相同但收入來源及結構不同的情況下,會出現(xiàn)總納稅額不相等的問題。以兩個兩口之家為例:一個是男方工作,應稅所得為7000元,女方為全職太太;另一個是夫妻兩人都工作,每人應稅所得均為3500元。按照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的規(guī)定,前者需繳納295元的個人所得稅,后者則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實際這兩個家庭的負擔是相同的,但稅后可支配收入出現(xiàn)了差別。

  其次,無法體現(xiàn)納稅人家庭負擔及實際納稅能力的差異。即使是同樣收入的納稅人,其所面臨的家庭負擔可能大不相同。同樣可以舉個例子:外企白領A,單身貴族;國企部門主管B,需要負擔配偶、一個子女、兩個老人,兩人應稅所得均為17500元(已扣除社保相關繳納),要按最高為25%的邊際稅率逐級繳納個稅,需繳納2495的稅款。但是很顯然,后者撫養(yǎng)及贍養(yǎng)多名家庭成員的負擔要明顯高于前者。如果按照這個五口之家的人均收入來看,實際并未超過3500元。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你是單身貴族,還是要養(yǎng)活全家老小的頂梁柱,個稅繳納比例都一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制度性的實際稅負不公。

  從上述兩個例子不難看出,以個人為主體的計征方式無法真正體現(xiàn)稅負公平的原則。由于具有相同預算線的人可能具有迥異的消費能力,如家庭人口、撫養(yǎng)贍養(yǎng)情況、婚姻狀況、健康狀況、教育支出、大額醫(yī)療支出等因素都會產生影響,因此,個人的實際納稅能力其實并不相同。而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規(guī)定,凡取得工薪收入者,每月固定扣除3500元。這種基于個人的費用扣除標準表面上看來是平等對待,實施結果反而可能會擴大差距,與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目標相悖。

  以家庭課稅體現(xiàn)稅負公平

  以家庭為主體課稅可以從很大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實現(xiàn)相同收入的家庭繳納相同的個人所得稅。應當看到,現(xiàn)代社會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為生活單元,家庭是一個經濟整體,共同從事生產、投資和消費行為,共同承擔家庭經濟負擔。由于家庭經濟負擔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家庭總收入比個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納稅人的實際納稅能力,因此,在個人所得稅的制度設計上,不應將個人收入與家庭負擔狀況分割開來,這樣才能體現(xiàn)出稅收橫向公平的真正內涵。同時,也可以減少納稅人將其應稅所得進行分散轉移的途徑。

  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可以將家庭的綜合所得在進行生計費用扣除之后實行超額累進稅制。選擇這一模式的最大優(yōu)點在于能充分考慮一個家庭的實際支出情況,從而使實際稅負盡量公平。具體而言,應根據家庭的不同情況建立一套合理的生計費用扣除制度,應考慮納稅人撫養(yǎng)及贍養(yǎng)人口負擔狀況、婚姻狀況、健康狀況等因素,對于無收入來源的配偶、贍養(yǎng)的老人、撫養(yǎng)的受教育子女等,制定相應的配偶和養(yǎng)老育幼扣除標準。同時,考慮家庭的大額醫(yī)療支出項目。在這個計征體系中,不撫養(yǎng)子女與撫養(yǎng)子女;撫養(yǎng)一個健康子女與撫養(yǎng)一個殘疾子女等一系列情況都會被區(qū)別對待,家庭勞動也被納入社會分工的大系統(tǒng)中予以考慮,這是符合社會發(fā)展趨勢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區(qū)域經濟發(fā)展差異較大,費用扣除標準應在深入調查和科學測算的基礎上,根據各地的實際經濟情況確定。

  從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制來看,在費用扣除上不考慮家庭狀況的并不多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許多發(fā)達國家都采用綜合制,即將納稅人在一定時期內的各種所得綜合起來,減去法定扣除項目,按累進稅率征收。從扣除標準的制定來看,很多發(fā)達國家普遍考慮家庭因素,即納稅人所負擔的老人和孩子數量等,部分國家還專門針對殘疾、疾病等情況進行額外扣除。

  個稅綜合改革是系統(tǒng)工程

  以家庭為主體的綜合計征模式應成為我國下一步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而不能僅僅局限于對以個人為主體的現(xiàn)行稅制做修修補補。實際上,綜合稅制改革早在2003年就被提出,但時至今日,還沒有實質進展。改革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目前的稅收征管環(huán)境和條件仍不具備相應的條件。不可否認,在各項改革進入到攻堅期的今天,體制機制上的深層次矛盾逐步凸顯,改革的難度也有所增大。實現(xiàn)個稅綜合深化改革,逐步與家庭收支及實際負擔狀況形成聯(lián)動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也會遇到很多現(xiàn)實障礙。但如果有關職能部門能夠主動創(chuàng)造條件推動這項更多惠及工薪家庭的稅收政策走上前臺,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這種切實以稅負公平為目標的計征方式,能夠體現(xiàn)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從而實現(xiàn)“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題中要義。關鍵是必須邁出改革的第一步。

 ?。ㄗ髡邽樯虾X斀洿髮W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個人所得稅暫不宜按家庭征收

  余顯財

  ●雖然看上去很美,按家庭課稅的實質是用一種形式的不公平替代另一種形式的不公平

  ●如忽視現(xiàn)階段的稅收環(huán)境,按家庭課稅必然使得個稅蛻化成一個“鼓勵欺騙、懲罰誠實”的畸形稅種

  個人所得稅按家庭征收可能成為未來個稅改革的方向之一。但細看支持者的論據,無非是考慮到按家庭征收可以更好地克服按單一納稅人征收易導致的家庭負擔不一、稅負分配在個人層面的“偽公平”和家庭層面的“真不公”等問題。此種考量的動機在于:在“一刀切”式的免征額和有限抵扣項之外,通過引入“家庭負擔”因素來更加公平合理地在納稅人之間分配稅負。然而,任何良好的動機都必須建立在政策可操作以及征收成本可控的基礎之上,否則有可能適得其反。

  主張按家庭征收可以很好地矯正稅負分配不公的觀點一般是基于兩點考慮:一是適用稅率的公平性問題。相同的個人收入并不意味著相同的家庭收入,以個人為納稅單位往往會使得稅負分配向個人傾斜,因為家庭總收入是有可能面臨更高的稅率的。而當兩個家庭總收入相同但家庭成員的收入構成不同時,這種稅負在家庭之間的分配不公也很明顯;二是免征額或寬免額扣除的公平性問題。按個人征收時不能很好地考慮家庭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負擔的差異,不利于體現(xiàn)所得稅的“量能負擔”原則。

  收入信息難以準確掌握

  誠然,多數情況下,不同的家庭其成員收入構成可能并不一致,按個人征收的稅制就勢必導致稅負向收入不均衡的家庭傾斜。按家庭征收對公平的矯正的邏輯在于,相對于夫妻雙方收入一高一低的家庭或者是個人納稅人而言,如果夫妻雙方的收入均較高,則家庭整體收入理應被課以更高的稅率。但基于此種考量的稅制設計首先必須要解決個人收入信息的充分搜集以及按家庭匯總的問題。在我國,如果僅僅是依靠納稅人夫婦主動申報,最有可能的結局就是可信的申報人群僅限于夫妻雙方均任職于有規(guī)范的代扣代繳條件的單位,相當于在平時各自按月扣繳的基礎之上再于次年初按家庭進行“匯算清繳”。相反,如果夫妻雙方有一方的收入信息和納稅信息難以準確掌握的話,在社會尚缺乏信任的客觀現(xiàn)實下,按家庭自主申報征收帶來的公平效應就會大打折扣,而政府解決這種不信任需要做的前期工作還有很多。如果忽視現(xiàn)階段的這種基本稅收環(huán)境,按家庭征收的稅制必然使得個稅蛻化成一個“鼓勵欺騙、懲罰誠實”的畸形稅種。如果根據家庭申報的數據進行逐一核實,付出的征收成本大大超過對公平的矯正效應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而與收入支付相關的各個系統(tǒng)(如銀行、雇主)所掌握的信息還未能與稅務機關實現(xiàn)全面共享,更是使得對納稅人收入信息的掌握十分片面,征稅也只能通過在收入支付時通過代扣代繳的方式有一收一了。另一方面,在個人所得稅總體上還是實行分類稅制的前提下,按家庭征收僅限于家庭的工薪收入還是包含家庭的所有收入也會對稅負公平產生重大的影響。中低收入者對工薪的依賴程度顯然要高于高收入者,如果僅對家庭的工薪收入進行“匯總”,甚至有可能使得稅負在總體上向工薪階層進一步傾斜,而對于收入來源多樣化的高收入群體則是十分有利的。這樣的稅制變化無疑是在局部改進公平的同時加劇了稅負在不同群體之間分配的不公。但如果是將家庭的所有收入進行“匯總”,顯然在目前的分類稅制和收入信息不對稱的現(xiàn)實國情下依然不現(xiàn)實。因此,建立在僅對工薪收入進行“局部匯總”之上的稅制公平性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說灰色收入根本無從匯總。

  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支出難界定

  如果因考慮不同的家庭有著不同的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支出而主張按家庭征收,也會遇到一些操作上的難題。首先是對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的定義。在美國,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的基本定義是被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人一年的支出總額中需要有至少一半以上是由申報該項寬免的納稅人來負擔,以此標準來界定我國的被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人在操作上似乎不大現(xiàn)實。如果不以負擔的支出比例來界定,勢必就會淪落到以被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人的年齡這樣的簡單界定手段來作為撫養(yǎng)和贍養(yǎng)的標準。這對那些擁有超過一定的年齡但仍需撫養(yǎng)或不到一定的年齡就需贍養(yǎng)的人的家庭而言就十分不公了,而這種情形在我國恰恰是個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其次就是申報的問題。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人員的數量顯然必須依靠納稅人的誠實申報,而且會是一個動態(tài)變化的數字。如果申報事實違背了誠實申報的前提假設,出于公平考慮的撫養(yǎng)或贍養(yǎng)扣除非但帶來不了公平,反而可能使得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變成“一團亂麻”,但全面核實申報數據顯然也是征收成本不能承受的。再者,相對于美國等發(fā)達國家而言,中國家庭在家庭之間、親屬之間的家庭財產關系更加復雜,使得贍養(yǎng)和撫養(yǎng)問題相互交織,很難真正區(qū)分開來。最后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中國各地退休人員待遇更是千差萬別,無任何養(yǎng)老保障待遇的老年人群也不是少數,因此,即使是相同數量的贍養(yǎng)人,其家庭贍養(yǎng)支出負擔的輕重也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如果僅僅按照贍養(yǎng)的“人頭”數量來對寬免額做簡單乘積,對于實際負擔較重的家庭而言,其不公是顯而易見的。

  實行利于稅負公平的征管

  至于一些其他考慮因素,如醫(yī)療、教育支出的適當扣除等,就不單純是一個按家庭征收范疇內的問題了,更多的是一個建立綜合稅制的問題。將這些因素納入家庭征收考量會面臨更多操作上的難題,例如扣除標準的制定等。

  所以,按家庭征收雖然看上去很美,但實質亦不過是用一種形式的不公平替代了另一種形式的不公平。這種替代的代價是稅制更加復雜、操作難度更大以及征收成本更高。在我國家庭擁有相似的家庭結構這一特殊國情之下,相較于按家庭征收而言,按照累積的通脹率制度化地提高免征額并引入按收入遞減式免征額,或者給予已婚家庭更高的免征額系數(如1.5倍),或者將諸如股息紅利之類的財產性收入按照超額累進征收,以及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征管,可能更加有利于稅負分配的公平。

 ?。ㄗ髡邽閺偷┐髮W經濟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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