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才略的帝王，往往表現(xiàn)出對歷史的尊重。

　　唐太宗的千古名句，“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體現(xiàn)了古代帝王知史知人的情懷。宋太祖詔修《五代史》時指出，“唐季以來，興亡相繼，非青編之所紀，使后世何以觀……將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須正褒貶于一時”，傳達了重視歷史經(jīng)驗教訓的信息。由于唐宗宋祖的提倡，唐宋成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昌明的時代。如果向前追溯，可以發(fā)現(xiàn)古代帝王關注史學、提倡治史、以史為鑒，最早是從東漢時期開始的。

　　對記史修史的重視

　　不僅僅是帝王，包括后妃、諸王在內(nèi)的整個東漢皇室，特別是早期東漢皇室，都表現(xiàn)出濃厚的史學情結。他們關心史書修撰，親身參與歷史撰述，推動了史學的發(fā)展。更重要的是，他們注重從歷史中汲取治國經(jīng)驗，促進了國家的政治清明與社會繁榮。

　　早期東漢皇室對史學的關注始于光武帝劉秀。在進行統(tǒng)一戰(zhàn)爭期間，劉秀就注意搜集各地歷史信息。袁宏《后漢紀》稱光武帝“每幸郡國，見父老掾吏，問數(shù)十年事，吏民皆驚喜令自以見識，各盡力命焉”。查訪歷史信息，成為溝通和團結地方人士的重要途徑。

　　劉秀通過修撰郡國書籠絡地方豪強?！端鍟?middot;經(jīng)籍志》稱“后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jié)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這項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后代修撰方志的起源。光武帝劉秀特別關心西漢統(tǒng)治中心三輔地區(qū)的歷史風俗，經(jīng)常向三輔地區(qū)出身的官員詢問長安舊事，作為治國參考。范曄《后漢書》記載，出身扶風的馬援，擅長講述西漢歷史掌故，“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受到光武帝影響，此后的漢明帝、漢章帝莫不重視搜集三輔地區(qū)的歷史資料。

　　東漢官修國史的修撰，來自于漢明帝劉莊的授意。而后代東漢皇室的關注和支持，保證了國史修撰工作的持續(xù)。

　　《后漢書·班固傳》記載，漢明帝任命班固為蘭臺令史，令他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完成記載劉秀事跡的《世祖本紀》。而后，班固又撰寫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人物的列傳、載記共28篇。漢章帝劉炟時期，正式確定在洛陽南宮收藏皇家圖書的東觀組織修史工作。漢安帝永寧元年，鄧太后令于東觀校書的劉珍、劉毅等人編寫建武以來名臣傳、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等傳記。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稱這次修史的內(nèi)容包括“紀、表、名臣、節(jié)士、儒林、外戚諸傳”，內(nèi)容豐富，總括光武帝至漢安帝以前的史事。這時，東漢國史的名稱定為《漢記》。

　　漢桓帝劉志統(tǒng)治期間，雖然國政昏亂，但東觀修史的工作并未荒廢。伏無忌、黃景、崔寔、邊韶、延篤等大臣先后在東觀修史。他們完成了《諸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傳》《西羌傳》《地理志》，孝穆、孝崇二皇、順烈皇后、安思皇后等傳，以及《百官表》和順帝功臣孫程等人的傳記。至漢靈帝劉宏熹平年間，馬日磾、蔡邕、盧植、楊彪、韓說等人在東觀繼續(xù)修撰《漢記》。漢獻帝劉協(xié)播遷許都，楊彪仍堅持續(xù)補《漢記》。

　　大約在6世紀初，這部于東觀修撰的國史被稱為《東觀漢記》，這個名稱一直沿用至今?！稏|觀漢記》作為東漢國史，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直到唐代，它一直與《史記》《漢書》并稱“三史”，是統(tǒng)治者汲取歷史經(jīng)驗的重要參考?！稏|觀漢記》的完成，與東漢皇室重視歷史、重視史書修撰密不可分。

　　高超的史學修養(yǎng)及運用

　　東漢皇室參與到修撰史書的工作中，干預史書的內(nèi)容和體例。在此過程中，表現(xiàn)出高超的史學意識和文化素養(yǎng)。

　　漢明帝的馬皇后平日好學，史稱“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漢明帝駕崩后，馬太后親自參與了《顯宗起居注》的修撰工作，刪去了自己兄長馬嚴在明帝病重期間照顧飲食醫(yī)藥之事。即位的漢章帝表示不解，為馬嚴辯白。馬太后解釋說：“吾不欲令后世聞先帝數(shù)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正是出于對后世評價的考量，皇室對歷史修撰的選材頗為重視。

　　東漢的末代皇帝獻帝，同樣雅好典籍，他以為班固《漢書》卷帙浩繁，不易觀覽，特命荀悅將紀傳體的《漢書》仿照《左傳》體例，刪改成編年體。后來形成《漢紀》三十卷，史稱“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荀悅在《漢紀》的序文中指出，本書的創(chuàng)作基于五個目的，分別是“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勛”和“表賢能”，體現(xiàn)了史學家的志業(yè)與良知。荀悅能夠實現(xiàn)如此事業(yè)，與漢獻帝“惟文之恤”的關懷密不可分。

　　在現(xiàn)實政治活動中，史書還成為東漢皇室憑借的某種政治信物，發(fā)揮獨特的作用。光武帝為籠絡地方割據(jù)勢力竇融，特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相賜。漢和帝欲誅殺竇氏時，私下通過清河王劉慶求取《外戚傳》，以作參考。如果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熟悉歷史及史書，則倉促之間斷難如此行事。

　　早期的東漢皇室重視從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作為當世政治之戒。

　　西漢亡于王莽，肇端卻在成帝。漢成帝大封外戚，母舅五人同日封侯，此后相繼當軸用事，西漢皇權逐漸旁落。東漢皇室每每以此為戒，嚴防外戚掌握過多權力。漢章帝即位之初，想要分封馬太后諸兄弟，太后不許。她援引西漢成帝及更早的武帝時分封外戚導致國政昏亂的故事，所謂“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而后，馬太后又舉漢明帝不欲大肆分封自己諸子的近代例證，說明謙退實為本朝成例。但是，這些例子并沒有說服漢章帝。馬太后又援引漢景帝時，竇太后欲分封王皇后之兄，被條侯以“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拒絕的史實，再次回絕了漢章帝的要求。馬太后總的理由是：“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人情莫不希望宗族富貴榮耀，而馬太后能一再拒絕章帝之請，歸根結底，在于她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正因為如此，馬氏一族在東漢頗得善終，不似其他跋扈的外戚之家踵繼敗亡。

　　漢末史學意識的進一步興起

　　不過，隨著天下承平日久，東漢皇室逐漸走向下坡路。在早期皇室代表漢光武帝、明帝、章帝以及馬太后身上那種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的勤政作風，以及以史為鑒、觀古察今的史學意識，逐漸被奢靡、自大的狂妄態(tài)度取代。東漢中后期的皇室，除了少數(shù)人，逐漸喪失了對歷史經(jīng)驗的重視。從漢安、順帝以后，外戚專權，宦官干政，股肱之臣蒙受非罪，清流之士隱遁山林，東漢政局一片黑暗。東漢政治的失敗，反而成了后來者的歷史教訓。

　　有學者指出，漢魏之際，人們對歷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理由就是人們迫切從歷史中，特別是近代史中總結經(jīng)驗教訓。漢末開創(chuàng)天下三分基業(yè)的劉備和孫權，就是其中典型。諸葛亮《出師表》載：“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敘述的正是劉備君臣之間討論歷史經(jīng)驗的事?！度龂?middot;蜀志·先主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載劉備遺令后主劉禪，“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將歷史擺在首位?！度龂?middot;吳志·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記孫權建議呂蒙多讀書，以“涉獵見往事”。孫權以自己為例，所謂“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統(tǒng)事江東以來，又“省三史、諸家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其中的“三史”前文已經(jīng)提及，主體部分就是漢代歷史。

　　劉備和孫權作為亂世梟雄，重視歷史經(jīng)驗，當然是希望為現(xiàn)實政治提供幫助。而作為近史的東漢歷史，無疑是他們矚目的焦點。孫權還曾希望太子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就清楚地表達了這種期望。東漢政權經(jīng)歷創(chuàng)業(yè)艱難而繁盛，盛極而衰走向滅亡的歷史過程，自然為劉備、孫權等人所迫切關注;而伴隨東漢王朝從興起到滅亡的東漢皇室，對待史學的不同態(tài)度，同樣也會成為歷史的晨鐘暮鼓，時刻縈繞在每每以這段歷史作為參照者的耳畔?！?/p>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