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自建立國家之日始，經(jīng)歷了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間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的王朝興廢與治亂更迭，但始終保持著統(tǒng)一多民族的國家形態(tài)，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國之林，這不是偶然的。在國家治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而且得到歷代智者輾轉(zhuǎn)相承，不斷充實提高，成為治理國家的瑰寶。其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就是一項具有傳世價值的最寶貴的經(jīng)驗。

　　夏朝建立以后，禹為了鞏固第一個階級王朝，注意傾聽民眾的呼聲。他制造了五種樂器，凡是向禹講解為政之道者，擊鼓;要求行仁義之事者，擊鐘;請求解決某種事項者，振鐸;以憂患相告者，擊磬;以獄訟相告者，搖鞀。禹聽到樂器的聲音，便及時接待來訪者，史稱“五音聽治”。[1]由于來訪者多，禹有時甚至“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發(fā)”。由于禹重民親民，不僅穩(wěn)定了統(tǒng)治，并且順利地推行了王位世襲制度。由啟繼承王位，但傳至第三代太康，不務(wù)德，傷害了百姓，失去了王位，直到第四代少康才重新穩(wěn)定了夏朝統(tǒng)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結(jié)論就是由此而來的，并被冠以皇祖的訓誡。后世統(tǒng)治者多將其奉為治國的警世恒言。對于今天的國家建設(shè)同樣具有歷史的借鑒意義。

　　一、國之本在民，無民何以為國

　　民是構(gòu)成國家的最基本的要素，無民何以為國?

　　民之所以成為國家的構(gòu)成要素和最重要的實體，就在于民是社會物質(zhì)生產(chǎn)的承擔者，社會由此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國家由此得以存在，政治和思想上層建筑由此得以確立。“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2]沒有民的社會性生產(chǎn)，國家也就不復存在。

　　民又是國家賦稅的提供者，賦稅是國家存在與發(fā)展的要素之一，是國家活動的財政保證。馬克思說“國家存在的經(jīng)濟體現(xiàn)就是捐稅”。[3]從夏朝立國起，賦稅便是民對國家的一項義務(wù)，《史記·夏本紀》記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民又是國家軍隊的主要來源，在中國古代，“祀”與“戎”是國家大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4]沒有軍隊，國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就無法保衛(wèi)邊疆和實現(xiàn)國家對內(nèi)與對外的職能。在中國古代，充當軍隊不僅是民的義務(wù)，也是民的權(quán)利。

　　民還是國家重大工程的興建者，無論是修筑水利工程還是修筑城池宮殿，民都是營建者。貞觀元年，唐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而眾所共有故也。”[5]凡有大興土木之事，民力既是工程營建的力量來源，也是衡量利弊的重要標準。

　　二、重民在得民心，得民心則國興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實施，首在于得民心。無數(shù)的史實都證明了“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自夏末代國王桀，“不務(wù)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發(fā)出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憤怒吶喊。[6]終為商朝所滅。這可以說是民心向背決定國家興亡的第一個史例。

　　商是一個“邦畿千里”的大國，但是卻為“小邦周”所滅，原因就在于，商末代國王紂“重刑辟”。實行法外極刑，喪失了民心，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間覆亡。勝利者在驚喜之余，深深感覺到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興亡。商王曾經(jīng)自恃擁有“如火如荼”的龐大軍隊，以為周之寇傷不足道也。不料，正是這支軍隊倒戈相向，使紂王身死國滅。

　　繼起的周朝的執(zhí)政者周公一再告誡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

　　從周公起，大肆倡導明德、敬德、尚德、成德，他宣揚商之亡在于失德，周之興在于周人有德，所謂天只贊助有德之人。針對商朝重刑辟、失民心、亡國家的教訓，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治國方略，“慎罰”旨在保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則和司法原則，比如，區(qū)別用刑，罰當其罪;罪疑從罰、罰疑從赦;以中罰作為司法的準則，開展三刺、三宥、三赦的“聽于民”的司法創(chuàng)制，等等。

　　由于周初立法體現(xiàn)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因此法制興帶來了國興。周初的法制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設(shè)，可以說是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其影響至為深遠。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稱雄，兼并戰(zhàn)爭連年不絕，為了取得兼并戰(zhàn)爭的勝利，民的價值進一步受到重視。得民者興、失民者亡的政治現(xiàn)實豐富了“民為邦本”的思想內(nèi)涵，如孟子提出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荀子進一步總結(jié)道：“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7]

　　孟荀此論，既是夏商周興衰之由的歷史性總結(jié)，也是對于國家治理的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精彩闡發(fā)。后世論者，大都仿此，只是增加了時代的烙印而已。

　　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8]“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9]“安危榮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廟，宗廟之本在于民”。[10]

　　三、愛民富民，民安國強

　　民既為邦之本，因此如何使本固，繼而達到邦寧，是歷代統(tǒng)治者所關(guān)注的焦點之一。為達此目的，論者咸謂愛民則安，富民則強。文王問太公曰：“原聞為國之大務(wù)，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11]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學派莫不以愛人(民)作為立論與施政的基點?？鬃诱f“仁者愛人(民)”，[12]荀子說“故人君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13]實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樣主張愛民。商鞅說：“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14]愛民則民安，使民無怨，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

　　治理國家的實際經(jīng)驗使愛民之說不斷豐富。三國時期吳國政治家賀邵說：“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15]明初，頗有作為的成祖說：“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饑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則有以遂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薄其稅斂而用之，必有其節(jié)。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勸民而民心歸。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16]他還說：“天之視聽皆因于民，能愛人即所以得天。”明太祖從君民關(guān)系闡述愛民觀點：“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征斂銖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17]

　　但是愛民并不是空發(fā)議論，而在于利民、惠民、富民。荀子提出：“足國之道，節(jié)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jié)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jié)用之。”[18]民眾富裕，才有國家富足。漢劉安認為：“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19]元代陳天祥說：“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20]

　　明太祖說：“善政在于養(yǎng)民，養(yǎng)民在于寬賦”。[21]又說：“朕本農(nóng)夫，深知民間疾苦。”[22]“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yǎng)之。”不僅嚴禁官兵擾民，多次下令減輕賦稅，還“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宇。”為衣食無著的貧民提供食物、衣服和房舍。此外，明太祖認為：“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提出施行仁政，重在使百姓得到實惠。“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jié)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yǎng)民者必務(wù)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23]

　　歷代開明之君不僅倡導愛民，而且還實行養(yǎng)民、利民、富民的政策措施，使民既富，進而帶來國強的后果?？鬃诱f：“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24]即強調(diào)只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國家富強。

　　法家愛民之說最后也落實到富民上，認為富民是愛民之一端。管仲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xiāng)重家，安鄉(xiāng)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xiāng)輕家，危鄉(xiāng)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25]他還說：“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26]

　　三國時期，吳國著名軍事家陸遜說：“國以民為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27]唐初，以“安人寧國”為治國方策的唐太宗說：“凡事皆需務(wù)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28]他還說：“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堂褚苑罹q割肉以充腹，腹?jié)M而身斃，君富而國亡。”[29]

　　宋朝管理地方頗有治績的劉應(yīng)龍說：“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30]程頤說：“為民立君，所以養(yǎng)之也;養(yǎng)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yǎng)遂，生養(yǎng)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31]

　　古人論證富民之道，是和以農(nóng)立國的國情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荀子說：“輕田野之稅，平關(guān)市之征，省商賈之數(shù)，罕興力役，無奪農(nóng)時”。[32]

　　為了養(yǎng)民、富民，歷代統(tǒng)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民生立法：

　　其一，保護自然生態(tài)平衡。《逸周書·大聚解》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wǎng)罟，以成魚鱉之長。”出土的云夢秦簡更以確切的資料證明了秦法對于自然生態(tài)的保護。《秦律·田律》規(guī)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33]其意就是：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伐木，不準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為肥料。

　　《唐律疏議》中，此類立法所在多有：“諸部內(nèi)，有旱、澇、霜、雹、蟲、蝗為害之處，主司應(yīng)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律169條)。”諸部內(nèi)田疇荒蕪者，以十分論，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戶主犯者，亦計所在荒、蕪，五分論，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律170條)。”“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時者，主司杖七十。毀害人家，漂失財物者，坐贓論，減五等……(律424條)”“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律430條)”“諸棄毀官私器物及毀伐樹木、莊稼者，準盜論(律442條)。”

　　以上立法著眼點和出發(fā)點是保護和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立法者并沒有意識到保護自然生態(tài)平衡的意義和價值，但我們今天看來，中華民族的先人是何等的睿智和富于遠見。

　　其二，田土均之，民富國強。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魯宣公十五年“初種畝”，再到李悝“盡地力之教” 和商鞅“開阡陌封疆”令，都是先秦有關(guān)土地的立法。漢初為了抑制土地兼并，董仲舒首倡“限民名田，以澹不足”[34]的主張，漢統(tǒng)治者也屢頒“限田”和“抑兼并”的詔令。漢以后，土地立法進一步規(guī)范化，成為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核心內(nèi)容。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朝以來至隋唐進一步制度化的、法律化的“均田法”。根據(jù)唐《均田令》，社會各色人等都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quán)。武德七年(624)頒布均田令如下：“諸丁男、中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各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yè)，八為口分。世業(yè)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沒官，更以給人。狹鄉(xiāng)授田，減寬鄉(xiāng)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xiāng)，三易者，不倍授。”[35]

　　至開元二十五年(737)，根據(jù)推行均田的經(jīng)驗，進一步修訂頒行均田令：“諸丁男給永業(yè)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有永業(yè)者，通充口分之數(shù)。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yè)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yīng)給寬鄉(xiāng)，并依所定數(shù)。若狹鄉(xiāng)新受者，減寬鄉(xiāng)口分之半。其給口分者，易田則倍給(寬鄉(xiāng)三易以上者，依鄉(xiāng)法易給)。”[36]永業(yè)田可以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诜痔铮救怂篮筮€官。州縣內(nèi)“受田悉足者為寬鄉(xiāng)，不足者為狹鄉(xiāng)”。[37]

　　此外，“諸以工商為業(yè)者，永業(yè)、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xiāng)者并不給”;[38]“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官二十畝，僧尼受具戒準此”;[39]“雜戶者，依令，老免進丁受田，依百姓例。官戶受田，減百姓口分之半”。[40]

　　收授田地有固定日期，“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預校勘造簿，歷十一月，縣令總集應(yīng)退、應(yīng)受之人，對共給授，十二月內(nèi)畢”。[41]

　　“良口”除依法分得永業(yè)、口分田外，還可以分得園宅地，“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并不入永業(yè)、口分之限”。[42]

　　貴族高官可依勛爵和官品獲得永業(yè)田。“凡官人及勛爵，授永業(yè)田”，其具體數(shù)額是：“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一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武官最高勛級)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云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43]此外，還有臨時賞賜的賜田。

　　不僅如此，京都文武職事官還可以依品級分得京城百里內(nèi)不同數(shù)量的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九品二頃”。[44]在外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的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一頃，四品八頃……九品二頃五十畝”。[45]

　　至于充作各級官府辦公費用的公廊田，在京諸司由二十六頃至二頃，在外諸司由四十頃至一頃。[46]

　　均田法是一項偉大的創(chuàng)造，它的價值和積極作用就是：

　　第一，作為農(nóng)業(yè)立國的國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chǎn)資料，根據(jù)《均田令》由國家將土地分配給農(nóng)民，使廣大農(nóng)民及其他諸色人等獲得了穩(wěn)定的、相對持久的謀生手段，從根本上解決了民生問題。

　　第二，《均田令》所達到的積極效果是均富，農(nóng)民不僅獲得口分田，而且還獲得了永業(yè)田，從而刺激了他們精心經(jīng)營土地的積極性，使豐產(chǎn)獲得保障，在此基礎(chǔ)上達到富足。

　　第三，無論官民和各色人等，都依法獲得土地，官與民所獲土地總體上是公平、公正的。但是由于封建時代是以等級為特征的，所以官民分得土地的畝數(shù)是有等差的，奴婢還可以依良丁授田，使官僚貴族之家獲得了較多的土地。在貫徹《均田令》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強占農(nóng)民土地的現(xiàn)象，《唐令》明確規(guī)定：“諸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nèi)無可開拓者，于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47]

　　均田法的實施確實達到了富民的效果，史書說：“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表山東至于滄海，皆不賚糧，取給于路。如山東村落，行客經(jīng)過者，必厚加供待，或時有贈遺，……”[48]史書的記載難免有溢美之詞，但從中可以看到百姓的富足，社會的和諧與安定，以及“天下帖然”，“人人自安”的盛世。[49]

　　由于民富，唐朝的府庫充盈、邊疆鞏固、國力強盛，無論典章制度、文化藝術(shù)都達到了成熟形態(tài)，其影響遠播海外，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強盛國家。歷史雄辯地說明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只有藏富于民才是國家固本之策。清初，唐甄特別論證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他說：“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50]

　　以上可見，田土均之的法令取得了民富國強的效果，貞觀之治、開元之治都源于均田法的實施。安史之亂以后，藩鎮(zhèn)割據(jù)、戰(zhàn)亂頻仍，均田制遭到嚴重破壞，民生凋敝，唐朝隨之走上了下坡路。這從另一面證明了愛民富民，民安國強。戰(zhàn)國時慎子說的好：“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shù)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51]

　　其三，輕徭薄賦，疏民困，利民生。捐稅是國家存在的一種形態(tài)，夏商周立國之后，天下既定，“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52]。庶民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主要承擔者，需要從土地收益中向官府繳納田賦，“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據(jù)《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西周推行什一實物租賦制度，即“民耗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具體田賦標準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畝，復十取一。”

　　秦時，農(nóng)民租種土地，須交“泰半之賦”[53]，而徭役竟然“三十倍于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54]終于招致農(nóng)民大起義，二世而亡。這說明賦稅的輕重關(guān)系到國家的興亡。歷史的教訓使后來的統(tǒng)治者注重輕徭薄賦以疏民困，以利民生，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和國家的興盛。

　　漢高帝時實行“什五稅一”的“輕田租”政策;文帝時厲行節(jié)儉，“思安百姓”，改為三十稅一，強調(diào)“農(nóng)，天下之本，民所恃以生”，曾因勸民眾重視農(nóng)業(yè)多次下令減免“田租之半”[55];景帝以后三十稅一遂成定制，并嚴懲官吏不使百姓專心務(wù)農(nóng)的失職行為，“吏發(fā)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56]，出現(xiàn)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通行兩漢350余年。

　　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礎(chǔ)上實行租庸調(diào)的稅法，凡授田者，每丁每年向國家納粟二石或稻三解，為“租”，亦即田賦。每年每丁勞役二十天，閏年加兩天，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為“庸”，亦即百姓對國家應(yīng)負的勞役。每年納絹或績二丈，加綿三兩，不產(chǎn)絹之地交納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為“調(diào)”，亦即國家對家庭手工業(yè)產(chǎn)品的征課，實為戶口稅。由此可見，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的賦稅是很低的，是和均田法相適應(yīng)的，收到了疏民困、利民生的效果。隨著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diào)法也難以實行，此后根據(jù)社會生產(chǎn)的實際狀況以及國家的需要，賦稅制度不斷進行改革，如唐后期的兩稅法，宋神宗時的青苗法、方田均稅法，明神宗時的“一條鞭法”。

　　白居易從種樹栽花中悟出治稅養(yǎng)民之道，他把養(yǎng)民和種樹聯(lián)系起來，認為養(yǎng)民之“根”，在于平均賦稅，《東坡種花》詩中寫道：“養(yǎng)樹既如此，養(yǎng)民亦何殊?將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勸農(nóng)均賦租。云何茂枝葉?省事寬刑書。移此為郡政，庶幾氓俗蘇”[57]。這也是唐代以養(yǎng)民為本的賦稅制度之生動寫照。

　　明代張居正提出，民是國家的根基，民生的安危關(guān)系到國祚的短長，“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只有安民生方能固本，安民生亦是“長治久安之術(shù)”[58]。為此，張居正多次上書奏請皇帝蠲除積年逋賦，安定民心。針對時弊，張居正更化國政，推行“一條鞭法”，將各種賦稅“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59]使賦稅征收程序化繁為簡，而民眾的賦稅負擔改重趨輕，既實現(xiàn)了國用充足，也使民力大為寬解。

　　清康熙帝繼位后，為鞏固國家統(tǒng)治，自元年至四十四年(1662—1705)蠲免錢糧九千余萬兩。特別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宣布全國的賦稅額以康熙五十年為準，以后額外添丁，不再多征，即“盛世滋丁，永不加賦”。[60]這既表現(xiàn)了康熙朝經(jīng)濟的發(fā)達與財富的大量積累，同時也是一項最切實的利民之舉，刺激了人口的增長和農(nóng)業(yè)的豐穩(wěn)。雍正朝，在“圣世滋丁，永不加賦”的基礎(chǔ)上，實行攤丁入地，廢除了行之已久的人丁稅，進一步增加了農(nóng)民的實際收入，成為康雍乾盛世的標志之一。

　　以上可見，賦稅立法也是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內(nèi)容，它是因時而變的，一般的規(guī)律是新王朝建立伊始，為了穩(wěn)定統(tǒng)治基礎(chǔ)，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便是此項政策的核心內(nèi)容。由此成為一個王朝復興的原因之一。即至王朝后期多因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加重了百姓的賦稅負擔，使民不堪命。明末之所以爆發(fā)全國性的農(nóng)民大起義，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極為繁重的苛捐雜稅之外，更加三餉加派，使民不聊生，終于激起民變。歷史的經(jīng)驗證明，輕徭薄賦可以疏解民困，有利民生，使社會安定，民富國強;反之，橫征暴斂，使民不堪，往往是一個王朝衰亡的重要誘因。

　　四、富則教之，明刑弼教

　　歷代政治家、思想家不僅從歷史的鏡鑒中總結(jié)了重民、富民對于國家強盛的重要性，更重視教民，特別是在民衣食足之后，強調(diào)富而教之?？鬃釉诨卮鹑接?ldquo;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提問時，明確回答說：“教之”;[61]在回答子張“何謂四惡”的問題時，將“不教而殺”視為暴虐行徑，列入惡政之首;[62]并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63]在孔子看來，民眾在解決衣食溫飽之后，迫切需要的是進行教化，使之明禮義、重廉恥、遠罪惡、知是非、近善良、敦鄉(xiāng)里、識大體、愛國家，能夠自覺地進行內(nèi)省，約束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義廉恥的圣訓和法律的規(guī)范，從而有利于奠定國家富強的社會基礎(chǔ)。反之，富而不教，以致為富不仁、巧取豪奪、訛詐取利，是足以敗壞風俗、紊亂秩序，雖富但無助于國家富強，反而成為社會的消極因素。管子所說：“倉廩食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64]但知禮節(jié)、知榮辱不是簡單由富裕生活中自然生成的，還需要“教”。富民、教民是“民惟邦本”這個鏈條上的兩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歷代對于富而教之的論述可謂多矣?！渡袝?middot;舜典》提出對民的“敬敷五教”之說，[65]據(jù)孔穎達疏：五教即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武成》在歌頌周武王的功績時，也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之語。[66]

　　荀子也說：“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67]賈誼提出，“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68]

　　東漢王符提出：“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69]他還說：“明王之養(yǎng)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70]他總結(jié)說：“是故上圣不務(wù)治民事而務(wù)治民心。”[71]

　　唐太宗李世民說：“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xiāng)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72]可知富貴之意，善于耕種以安其居則富，知曉禮儀以明教化則貴。“富則教之”，也是百姓獲取富貴之道。

　　晚清主張改良政體的思想家也以開民智為首要任務(wù)，以構(gòu)建改良政治的群眾性基礎(chǔ)，康有為說：“民智愈開者，則其國勢愈強。”[73]嚴復說：“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74]梁啟超說：“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又說：“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wù)。”[75]

　　中國古代的法典蘊含著重德禮、慎刑罰;遵倫常、講忠孝;重誠信、遠詐偽;重和諧、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可以“弼教”，也就是通過彰顯法律規(guī)范的內(nèi)容，使民了解它所蘊含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為目的，而以使民遠惡遷善為目的，達到以刑弼教、以刑輔教的目的。這就是為什么周初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強調(diào)以禮樂主宰刑罰、使刑罰得中的重要原因。法家主張“在于使民知法，以法為教”“以吏為師”，[76]所以提出“法莫如顯”，其目的也既可以使民遠離犯罪又可以借法保護其自身的權(quán)益。商鞅說：“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77]韓非子說：“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78]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惡勸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風，違法者如履薄冰。

　　漢儒傳承了以禮樂主宰刑罰的傳統(tǒng)，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指導原則，賈誼說：“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79]董仲舒還借助陰陽五行之說，大肆鼓吹“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為非、不觸法禁。

　　至唐代，唐高祖李淵在制定《武德律》時指出了法律的作用就在于“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80]特別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議》開宗明義便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81]。闡明了教化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諦。著名的文學大家韓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82]宋理學家朱熹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發(fā)，他說：“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83]他還說：“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84]清人評價唐律“一準乎禮，以禮為出入，得古今之平”，[85]表達了后人對于傳統(tǒng)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

　　明初，太祖朱元璋認為，要達到天下大治，應(yīng)效仿圣王，以德化天下，推行德化的同時，“亦以五刑輔弼之”。[86]為矯元末法紀敗壞、人不畏法，肆意為惡的積弊，以嚴刑治國。他手訂的《大誥》收集了嚴刑懲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趨吉避兇”之道。自洪武三十年(1380)《大明律》成，他昭告天下：“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87]“明禮以導民”旨在使民遵守禮的規(guī)范，按禮行事，提高內(nèi)省的自覺，融入“弘風闡化”綱常名教的主流。“定律以繩頑”旨在運用法律打擊奸頑，懲治犯罪，以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綱紀。明太祖還有意識地對某些案件屈法伸情，借以表達明刑弼教之意。例一，“民父以誣逮，其子訴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例二，“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88]例三，“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為孝子屈法。’”[89]

　　清代在承襲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時，對政刑與禮教的目的做了經(jīng)典闡述，并指出立法的精義在于“明刑弼教”，《清史稿·刑法志》篇首開宗明義：“中國自書契以來，以禮教治天下。勞之來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維持禮教于勿替。故尚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義如此。”[90]

　　從明德慎罰到德主刑輔，德禮為本，刑罰為用，再到明禮導民，定律繩頑，是貫穿中國古代兩千余年的一個傳統(tǒng)。它產(chǎn)生于以人為本的基礎(chǔ)之上，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xiàn)。凡是認真貫徹實施者則國興，慢而廢棄者則國亡。這是一條歷史規(guī)律。“以德化民”的“化”與“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于“導民向善”，使民遠離犯罪。由此形成了德法互補、互用的法律結(jié)構(gòu)和二元的社會控制手段，這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是少有的。

　　以德化民與以法治國是互相連接、互補互用的，是國家治理不可忽視的二柄。法與德的結(jié)合減少了法律的濫用，緩和了法條嚴酷的外貌，便于民眾接受。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遏制了犯罪的動機，有利于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德法互補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義務(wù)和遵守道德規(guī)范的義務(wù)相一致，既止惡，而又勸善，使“明刑弼教”的“教”落到了實處。同時，德法互補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穩(wěn)定性和權(quán)威性。自周初提出“明德慎罰”直到清亡，歷時兩千余年，一直在法制建設(shè)中實行“德主刑輔”的指導原則絕非偶然。今天在強調(diào)依法治國的同時，又提出以德治國，是有著充分的史鑒和現(xiàn)實施政經(jīng)驗為根據(jù)的。

　　總括上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重心所在，也是治國理政最重要的歷史經(jīng)驗總結(jié)。為了鞏固國本，歷代實行了一系列的重民、愛民、富民、養(yǎng)民、便民等政策措施。盡管世易時移，但其中仍有超越時空的合理的因素。這是中華民族的古圣先賢歷經(jīng)歲月，艱難締造的，是遺留給子孫的豐厚的遺產(chǎn)。在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今天，非常需要優(yōu)秀的中華傳統(tǒng)法文化的支持，尤需借鑒國家治理方面經(jīng)過歷史錘煉的寶貴經(jīng)驗，珍視中華民族古圣先賢給我們的賜予?！?/p>

　　(作者為教育部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顧問，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