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溫州市27個部門一把手通過電視網絡直播方式公開述職，這對于監(jiān)督政府官員切實履行職責、嚴格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雖然這樣的改變并未觸動根本性的權力關系，但它至少撕開了一個縫隙，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力學意義。頂層設計也好，中層設計也好，只有在改變機制的同時抓落實，教育和規(guī)范每個具體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才能體現出真正的價值。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在整個過程中體現出公開透明，且保證和尊重媒體的監(jiān)督權。
喻中（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權力對誰負責”
武漢、南京、溫州等地先后推出了一項“新政”：讓政府官員在電視、網絡現場直播的場景下述職或報告工作。電視、網絡等媒體只是把政府官員述職或報告工作的對象擴大了；傳統(tǒng)的述職或報告工作，基本上都是說給上級領導聽，有些也同時說給本部門、本單位的職工聽。在上級領導在場的情況下，職工聽完述職后，在上級領導發(fā)下來的考核表上畫個勾或畫個叉，但是，考核表上的信息一般都不公布，它們由上級領導收回去處理；到底如何處理，不得而知。這樣的年終述職，官員們一般都不會緊張，因為他們的上級領導一般都不會“為難”他們。本部門、本單位的職工即使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在考核表上畫個叉，通常也不起什么作用。
但是，由電視或網絡進行現場直播，場景就不同了。它所產生的效果，相當于政府官員在向全體民眾述職或報告工作，他們的工作要由全體民眾來評判。譬如城管部門，如果把一座城市的市容市貌管理得一塌糊涂，作為主管官員，你就很難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盡到了責任，因為，某個網民也許馬上就在網上貼出“臟亂差”的照片。一些政府官員之所以緊張得滿頭大汗，就是因此。他們緊張，是因為他們清楚：自己的工作還有很多漏洞、很多不足。他們擔心民眾通過網絡或別的方式，把這些漏洞、不足公之于眾。
可見，所謂“媒體問政”，本質上是改變了“權力對誰負責”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沒有電視、網絡的現場直播，權力只需要對上負責；而一旦有了電視、網絡的現場直播，權力既需要對上負責，同時也需要對民眾負責。如果民眾對你的工作不滿意，特別是，如果你留下了某些證據確鑿的把柄讓民眾抓住了，就很難逃脫網絡輿論的監(jiān)督，因為千夫所指的后果，是很難有轉機的。
因此，從政治力學的角度來看，“媒體問政”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既有的權力關系：在一定環(huán)節(jié)、一定層面上，它把“對上負責的權力”變成了“對下負責的權力”。雖然這樣的改變并未觸動根本性的權力關系，但它至少撕開了一個縫隙，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力學的意義。
尤小立（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媒體問政是過程監(jiān)督
去年底，浙江省溫州市直屬的27個部門的“一把手”通過電視和網絡直播的方式公開“述職”，無疑是行政改革的一次探索，但我們也不必過度解讀這一探索的意義。不僅是因為這類的探索以前也曾在其他城市出現過，而且需要看到，類似的改革只是在現有體制和機制下的一次微調，離現代行政方式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
現代行政方式，一是公開透明，一是權力受到監(jiān)督。其實，公開透明的目的就是為了監(jiān)督權力。所謂公開透明，是指政府權力在敞亮的不加遮掩的環(huán)境下運行。因此，“公開”就不是一個單一或有限的概念，而是一個整體概念，也即是說，公開的是一個過程，是從頭到尾的公開，這不僅是為了保證公正，而且是為了愛護官員?，F在溫州的方式只是終端公開，這種方式是在告訴你結果，至于結果如何得出，中間如何操作，有沒有違規(guī)，都只能聽“一把手”的一面之詞。這就很難體現出監(jiān)督的作用，充其量是傳統(tǒng)的指標考核的延續(xù)，只不過換了個更大的空間而已。
然而，也不能完全否定溫州市政府改革的合理性。因為一方面，在現有體制和機制下，哪怕是一點點改變，也可能推動進一步的變革。另一方面，采用媒體問政的方式，也體現出對于政府與民間、政府與媒體展開互動的現代行政方式的追求。
在當下中國，媒體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政府與媒體的關聯性也在發(fā)生著變化。溫州方式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強化了媒體的監(jiān)督功能。此時，媒體不僅在宣傳，而且也確實起到了溝通政府與公民之間橋梁的作用。但與上面所言的公開透明一樣，媒體對政府的監(jiān)督不能只是終端監(jiān)督，它也應該體現在過程監(jiān)督上。在這一方面，政府的觀念改變顯得非常重要。
從最近《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民政部吃軟性“閉門羹”的遭遇可以看出，政府機關對于媒體的態(tài)度完全是前現代的，完全不能適應新媒體時代下媒體與政府關聯性轉變的要求。他們習慣性地以為媒體的監(jiān)督是跟自己過不去，殊不知，適應媒體監(jiān)督既是現代行政方式的一部分，也是愛護干部、保證依法行政的必要手段。
看來，頂層設計也好，中層設計也好，只有在改變機制的同時抓落實，教育和規(guī)范每個具體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才能體現出真正的價值。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在整個過程中體現出公開透明，且保證和尊重媒體的監(jiān)督權。
肖澤晟（南京大學法學院）：媒體問政讓“劣跡”官員無所遁形
首先，實行媒體問政，是責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責任政府是指依法承擔保護和增進社會公益與推動社會發(fā)展的義務的政府，如果做錯事，也必須與普通公民一樣承擔法律責任，而不享有任何特權。一旦實行媒體問政，就意味著讓政府官員對民眾負責，接受民眾的監(jiān)督，政府官員就可能因其實施的違法或不當行為而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此，對于不負責任的政府官員而言，媒體問政無疑是懸在其頭上的“利劍”。
其次，從公權力服務的對象看，公權力是服務于上級領導，還是服務于百姓，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性質。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公權力必須最終服務于民眾。實行媒體問政，是確保人民主權的重要舉措。
第三，媒體問政是對公民知情權的重要保障。知情權是從言論自由、批評權、建議權等參政議政權中自然推論出來的基本權利，憲法雖然并未明文規(guī)定這一權利，但是，公民只有了解了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才能有效發(fā)表自己的意見，才有可能行使批評、建議、檢舉等基本權利。媒體作為公眾的代言人和傳聲筒，直接向公眾報道官員述職的全過程，實際上是為公民言論、出版等表達自由以及批評權、建議權、檢舉權和控告權的行使提供必要的信息，是對公民知情權的保障。
最后，實行媒體問政，對官員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有助于政府官員嚴格依法行政， 謹慎行使公共權力。因為通過媒體問政，使成千上萬雙“火眼金睛”盯著一個官員時，任何“劣跡”都將無所遁形。政府官員的一支煙、一塊表，都可能引發(fā)公眾的關注。這可能就是媒體問政為什么會導致某些官員滿頭大汗的原因之一。
(第1347期 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