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美國安全政策中，對手構成最大的挑戰(zhàn)。無論是對于冷戰(zhàn)時期的蘇聯(lián)、伊朗、朝鮮，還是今天的非國家行為體，信息的相對缺乏和公開溝通渠道的缺失，令人難以判定另一方的意圖和內在動機，因此，非常容易對對手的能力以及它如何使用這些能力做出最壞的解讀。

　　不過，還有一種次要但仍然意義重大的挑戰(zhàn)。這一問題牽涉許多美國尋求與其保持良好關系的國家，但這些國家卻無法互相和睦地彼此相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持續(xù)沖突就是例證之一，中國與臺灣地區(qū)之間的齟齬也是這樣。這里，美國政府至少有兩個選擇：一是挑動其盟友們互相爭斗，使其學會相互克制；二是承認國家間沖突無法避免，美國可能不得不進行軍事干涉保護其中一方，維護美國的信譽。美國通常選擇將沖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而不是激化它。

　　中日之間不斷發(fā)展的安全關系給美國造成了另一個類似的兩難境地。中國在亞洲的實力正在增長，中國經濟很快將超越日本，成為亞洲頭號經濟體。盡管日本自衛(wèi)隊的軍事實力不容小覷，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實力正在穩(wěn)步提升。中國軍費每年以兩位數(shù)的速度在增加，而日本軍費基本上維持不變。而且，在中國的軍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特別強調力量投射：中國海軍和空軍已將其投射范圍延伸至東部，危及日本。日本對中國軍隊的實力增長及其軍事重心帶有深深的矛盾心理。日本該如何應對？好言安撫或擴軍備戰(zhàn)？或是回歸戰(zhàn)后傳統(tǒng)方式，依靠盟友美國？

　　當然，目前的態(tài)勢發(fā)展有其歷史原因。日本曾在上世紀30年代侵略并占領過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精神痛苦和身體創(chuàng)傷。比對其他國家更甚，日本帝國暴露和利用了中國的弱點，助長了中國人深切的受害者心態(tài)，并在中國人的心靈上留下了傷疤。即使在今天，中國逐漸復興并恢復其原有的大國地位，那些傷疤還在隱隱作痛。盡管雙方都共同努力以減少并控制緊張局勢，但中國仍懷疑日本能否接受其壯大。對中國來說，歷史的陰影使未來不容樂觀。

　　考慮到這一背景，就有必要好好理解當前中日關系中的戰(zhàn)略形勢。首先要認識到除了在經濟和貿易領域內的積極互動外，中日兩國處于一種安全困境之中。也就是說，兩國都并不希望對方有問題，但是一方為促進自身安全采取的措施，卻會增加另一方的脆弱感，并反過來促使另一方采取對應措施，如此惡性循環(huán)。這一模式用來解讀中日關系十分有效，但它似乎并不能完全適用于中日之間發(fā)生的所用事情。特別是，我認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意圖得出結論不僅僅基于另一方所獲得的能力，還建立在雙方在敏感議題的互動之上。

　　其次，某些特別的摩擦點像磁石一樣，使得中日兩國的軍事力量極為接近。特別是兩國在位于臺灣東北部海域的釣魚島／尖閣列島主權歸屬問題上存在爭端，目前該島還由日本控制。中國和日本為上海東部海域的海上油氣開采權進行爭執(zhí)，還在中國海底大陸架以及雙方各自專屬經濟區(qū)的劃界等問題上持不同觀點。

　　最后，假如中國與臺灣地區(qū)之間的的政治爭端導致沖突爆發(fā)，而美國前來協(xié)防臺灣，那么作為美國的盟友的日本，也可能與中國兵戎相見。由于2008年以來臺灣地區(qū)政府更迭，臺海爆發(fā)沖突的可能性顯著下降，前兩個問題更可能造成中日海軍和空軍在中國東海地區(qū)發(fā)生意外沖突，因此更令人感到不安。

　　由于中日兩國的軍隊在行動上更加靠近，在增加或降低沖突的可能性并影響其直接結果等方面，一些機構因素將發(fā)揮作用。這些因素包括與文官政府部門相比，該國軍方和執(zhí)法部門所擁有的自主權，指揮控制體系的集中化程度以及對使用武力的看法。中日兩國文官政府與軍方的關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國，軍方所擁護的準則與中國共產黨非常一致，但它們都對涉及自身領域的政策議題發(fā)揮作用，并在執(zhí)行已批準的政策時享有寬廣靈活的自行決定權。日本的情況恰恰相反，軍方在涉及價值和準則方面似乎更具獨立性，但在政策和行動方面受到文官政府相對嚴格的約束，雖然在中國東海地區(qū)并不總是如此。盡管中日兩國的軍方和執(zhí)法部門都想獨立地，并且多少有些強悍地執(zhí)行任務，但中國方面的問題更大一些。

　　如果中日海軍或空軍真的爆發(fā)沖突，那么兩國的政府領導人和機構將發(fā)揮作用。問題是，這些領導人和機構是否具備技巧和能力以確保沖突不會演變成一場危機。為探究這一問題，首先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中日兩國政府是如何架構的，日常是如何運作的，以及是否有精確的信息和分析供其使用。出現(xiàn)的情景會是這樣：在這兩種制度中，領導人要在集體討論的基礎上做出艱難的決策，但通常缺乏他們需要的信息；外交部和國防部等機構為維護其各自利益而特別重視某些問題，因此通常無法一起合作制定一致的應對政策；政策協(xié)調機制通常無法有效運作。盡管兩國政治體制不同，日本是一個特殊的民主國家，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但這些相似性在應對危機時仍然存在。我們所關注的就是文官政府和軍方、國防政策和軍事行動以及安全政策和國內政治是如何發(fā)揮作用并相互影響的。

　　使問題復雜化的是國內政治的影響。必須再次提到，盡管中日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兩國民眾形成的輿論環(huán)境都對領導人決策產生影響。雖然日本輿論并不傾向于對中國友好，而大眾媒體的競爭使得這種不友好的傾向加劇，但令人諷刺的是，在非民主卻青睞互聯(lián)網的中國，強硬的反日民族主義呼聲極高，有著很強的影響力。中國領導人和官員通常不愿逆這股潮流而動。

　　如果在常規(guī)互動時期，任何一國做出的決策并不必然有效，如果中國的政府與軍方的關系給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質性的政策和行動自主權，如果國內政治制約了政府領導人，那么中日以謹慎方式應對兩國關系間的突發(fā)事件的機會并不大。

　　那么我們就回到了開頭時提到的問題：中日關系對美國的影響：美國尋求與這兩個國家保持良好關系，同時又要維持其自身的信譽。畢竟美國是日本的簽約盟友，在日本受到外部攻擊時承擔防衛(wèi)日本的責任。這一聯(lián)盟的基礎在于日本自信它不會被拋棄。另一方面，美日如何應對中國作為大國的復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我不認為復興的中國與防御性的日本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遠非如此。我也不認為東京或北京會故意尋求與對方開戰(zhàn)。兩國領導人都清楚他們的共同利益，特別是在經濟領域，而且他們了解沖突的代價。近期的日本政府，特別是2009年8月新上臺的日本民主黨政府，已經對中國實施適度寬松的政策。但是，戰(zhàn)爭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并不意味著這種可能性為零。而且，如果真有沖突發(fā)生，很難確信兩國政府能自動采取措施避免沖突滑下戰(zhàn)爭的深淵。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沖突的幾率不太可能降低。中國東海的戰(zhàn)略現(xiàn)實不太可能發(fā)生改變，國內政治短期內也不會出現(xiàn)緩和。可以確定的是，盡管沖突的可能性可能會很低，但沖突的后果對兩國來說都是災難性的。

　　基于上述原因，中國、日本、美國都有責任采取措施減小爆發(fā)沖突和戰(zhàn)爭的幾率。為達到這一目的，東京和北京應從小處著手，通過建立沖突避免機制，約束兩國在東海地區(qū)的武裝力量。之后，中日應該尋求措施解決兩國安全困境、機構以及國內政治方面存在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并不容易，如果沒有政治領導力，什么都不會改變。但產生的結果之中，會有一個有益的影響，即減少接近的危險。

【作者簡介】卜睿哲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對外政策高級研究員，擔任公職時間達20年，曾在美國國會、美國情報部門和美國國務院任職。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臺海關系、中美關系、朝鮮半島問題以及日本安全問題。原文閱讀請點擊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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