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16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出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論壇，并發(fā)表“中國怎樣重啟改革”演講。吳敬璉稱中國在過去幾年一度出現這樣一種聲音，認為改革的方向錯了，應該把市場放在政府命令之下，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后果是就使得改革放慢，舊體制留下來的遺產擴大影響，造成一種怪圈，粗放發(fā)展方式被強化和尋租腐敗愈加嚴重。到了2011年，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開倒車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十八大做出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要決定，堅持走改革開放以來改革的道路。

　　現在方向明確了，下一步怎么做？吳敬璉分析每一次改革的大推進都必須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改革的目標；第二件事，要制訂重點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第三件事，要落實這些方案和規(guī)劃，要克服阻力，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現在首先要完成第二步，接下來推進第三步。

　　以下為吳敬璉先生演講全文：

　　一、中國要不要繼續(xù)改革、還是轉變方向，過去幾年出現動搖

　　既然是高朋滿座，我們就把這次講座做得寬松一點，大家坐在一起，議論一下當年大家所關心的問題。講到了如何重啟改革，剛才主持人已經說了，改革問題好像是十八大以來眾所關心問題中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關于這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講兩點，一是十八大的重大意義，就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大做出的決定，我覺得十八大做了很多決定，這是十八大決定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對于改革是不是應該繼續(xù)推進，還是應該轉變方向，有7、8年，甚至10年的時間，社會上產生了一些不同的議論，方向似乎發(fā)生了一些動搖。所以改革的步伐就慢下來了。十八大決定，我們要沿著70年代末期這條路線重新向前推進。所以第一個問題講一講十八大政治決定的意義，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十八大既然做了這個決定，我們應該做什么？眼前應該做什么？

　　先說第一個問題，十八大開完以后，社會上有很多議論，媒體上對十八大的意義也做了大量的解讀。這些解讀并不完全一樣，比如說有的認為十八大最重要的決定就是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都要翻一番，就是這兩個宏偉目標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說，十八大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一個四化和一類要求，要求工業(yè)化、信息化、城鎮(zhèn)化、工業(yè)現代化同步發(fā)展，這是以前沒有這樣提的，特別是其中的城鎮(zhèn)化問題是新提出來的問題，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的從社會、思想、文化上面著眼，就認為十八大專委會報告里面講了24個字的社會核心價值觀，這里面就涉及到國家一些爭論的問題，比如說自由、民主等等，是不是屬于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那么這次都包容在里邊了，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看來，這些當然都很重要，最重要的一點是十八大在中國到底往什么方向走的問題上作出了決策。這個決策就是要堅持上個世紀70年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這樣一個路線。堅持全面深化改革，這個是一個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所以就需要我們回應一下十八大開會以前，關于這個問題的一些討論，一些不同思想，不同方針，也就是十八大做出這個決定，它的歷史背景是什么。我們在座的有的年紀比較大，應該是比較熟悉，也有些同學比較年輕，不一定很清楚地知道在過去30年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特別是在十八大前10年又有些什么變化，有些什么樣的分析。

　　實際上，我剛才說十八大這個決定的重要性，完全是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講，十八大前，在整個社會，包括執(zhí)政黨內部有很激烈的辯論。

　　70年代末期，就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是一個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那個時候逐漸就形成了共識，要通過改革開放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1984年10月，二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中國要朝向一個社會主義有機化的商品經濟的方向進行改革。到了1992年十四大就確定了中國的改革目標和社會主義民主，這個目標更加明確了。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開放，在整個20世紀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了20世紀末期，就宣布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也就是說，大體上實現了從過去的計劃經濟，或者叫命令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了。

　　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市場經濟改革，促成了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度增長，到了2010年，中國不管是GDP，經濟活動總量，還是進出口貿易總量，都分別超越了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二。但是我們這個市場經濟的改革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我們的經濟體系里還留存了很多過去舊體制的遺傳，舊體制叫做計劃經濟。實際上，中國除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多少有一個計劃，以后就沒有真正的通過計算，編制出一個計劃能夠執(zhí)行。所以嚴格地說，他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但是有一點是一直保持的，就是用行政命令來分配資源。所以更準確說我們把它叫做命令經濟。

　　命令經濟的主要特點就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來配置資源，來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產品，投資從哪里來，都是由行政命令指定的。而市場經濟的特點呢？資源的配置基本上是由市場的價格來進行配置，而且這個市場體制也形成了一個兼容性的激勵機制，就是鼓勵那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通過給他們更高的報酬來鼓勵他們?yōu)樯鐣龀鲐暙I。

　　雖然我們在一些重要的交易活動上都是通過市場來進行，但是改革資源配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原來命令經濟中政府的力量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這個舊體制的遺產仍然嚴重存在著，就是我們經濟發(fā)展工作報告經常提到的，不平衡、不協(xié)調、不可持續(xù)，這個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總體來說是兩個問題困擾著我們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協(xié)調。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經濟發(fā)展方式，或者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舉步維艱。經濟的增長有不同的模式，像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資源，貨幣表現就是由投資來支持增長。這樣一種增長方式，我們通常把它叫做粗放的增長方式，或者叫做粗放的經濟發(fā)展方式，這種方式帶來很多弊病，它是不可持續(xù)的。所以從這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想要改變這種狀況，特別是在“九五計劃”，就是1995年制訂的計劃，決定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經濟增長方式就是靠投投入實現增長，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方式，集約增長方式的主要特點就是靠效率的提高來實現的。

　　但是從“九五計劃”我們就知道的很清楚，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靠經濟體制的轉變才能夠實現。所以當時提出的口號叫做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從粗放的增長方式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方式；另外一個轉變就是要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后一個轉變是前一個轉變的關鍵。

　　在“九五計劃”期間，這兩個轉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并沒有能夠完成。轉變過來會發(fā)現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資源會變得越來越短缺。第二個問題，就是因為大量耗費資源，生產活動一方面會創(chuàng)造新的價值，另一方面一定會對環(huán)境造成污染?？恐址诺脑鲩L方式，它就會使得這個環(huán)境的損害無法治愈，無法自己調節(jié)。于是環(huán)境就被破壞，生態(tài)的損害就會積累到一定程度，對空氣污染積累到程度，我們的大氣，中國三分之一左右大氣就變成北京這個樣了。

　　那么還有更深入的問題：這種粗放的增長方式因為它是靠投資來實現增長的，投資在經濟中的比重在不斷地提高，而消費的比重在不斷下降，這樣就造成了大眾不能夠分享我們經濟增長得來的好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緩慢。進而言之，它就會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等等這樣一些社會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腐敗，腐敗的根源是什么？讓我們有個分析，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來自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造成了一種尋租的體制環(huán)境。因為舊體制遺產大量存在，所以這個行政的制度基礎也普遍存在。80年代后期，通過所謂雙軌制，倒買倒賣來尋租，就變成讓群眾十分不滿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雙軌并行，行政權力在經濟活動中到處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于是尋租活動就越來越嚴重。如果說80年代，尋租活動主要是從價格的雙軌制來的，那么到了21世紀，最重要的來源來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土地應該是征收價格和政府的批租價格的巨大差價，這個差價總額據說有幾十萬億，就是租金總額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太高，于是到處都可能產生饑餓的形態(tài)。所以腐敗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當然腐敗和壟斷加在一起，對于我們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分化，也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這是兩個問題，就使得我們經濟的矛盾不斷被激化。

　　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不同的意見，應該怎么辦呢？怎么來面對這些問題呢？一方面，中國的黨政領導，在本世紀初已經認識到我們的體制存在很大問題，還存在很多舊體制的遺產，必須要進一步完善。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決定叫《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通過的背景就是，當時已經認識到我們在20世紀末期，宣布建立的市場經濟初步框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去消除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東西，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很可惜的是，這個決定的執(zhí)行情況不好，現在回頭看，要求進行的改革很緩慢，或者是完全沒有動。